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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内生的创新体制

《21世纪》：中国一方面在保持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在管制上游资源的价格，比如水电油的价格，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一些涨价的压力并没有传导到下游产业中去，当然，这对出口有促进作用。

高柏：如果不控制上游价格,中国的生产成本肯定上升，最后肯定要反映在物价里面。由于上游企业大量是国有企业，对上游资源的价格管制等于是一次变相的再分配。它减少了国有企业的收入，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用这部分来补贴中国的出口和就业。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的交易。

目前中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中国有大量的人口，必须依靠国际市场的需求来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这个模式如果实行长期下去会有严重的国际政治经济后果，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21世纪》：那在政策上怎么办呢？

高柏：按照比较优势继续发展还是选择竞争优势自主创新？如果你把这二者绝对化，那它们是相互矛盾的。假如沿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好像一旦要搞自主创新，就意味着政府要动员所有的资源为此服务，别的都不管，那这两者肯定矛盾。

但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非是这样。首先政府现在掌握的资源比过去大得多。其次，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政府政策中的重中之重，不可能因为要发展自主创新，影响就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都不要了。实际上，这两者可以并举。一个开放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干预与计划经济中的政府干预完全不同。在计划经济中，政府的全部资源都被计划控制。而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可以集中一部分的资源做最想要的，与此同时允许其它部分自由发展。另外，自主创新不一定非要以政府决定企业在竞争中输赢的方式来进行。把政府资源通过行政手段分配给一两个企业以培养冠军的方式，既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又会催生垄断损害消费者利益。

中国现在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到了一个财富迅速增长的时期，这笔钱花得是否聪明对未来具有很大的意义。

《21世纪》：也就说中国需要现在为未来进行投资。

高柏：你趁手里有钱的时候不干这个事，那什么时候干？中国把钱花在产业的升级换代，为自主创新搞一些基础性建设，现在是最佳时机。这与发展社保和大幅度调整农村政策是同一个道理。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日元急剧升值时犯的一个错误就是错过了一个大幅度调整发展模式的好时机。

《21世纪》：假如中国继续在这些基本的投资上倾斜，将来可能形成一个什么新的增长模式呢？

高柏：思考中国模式一定要跳出东亚模式的框框。在关于发展模式的国际学术文献中,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是与比较优势有关的两个针锋相对的模式。一提拉美的比较优势,人们就谈到自然资源。日本和韩国代表的东亚模式更重视竞争优势。这种模式立足于内生的创新体系去发展高附加价值产品，同时尽量限制外资对本国市场的渗透。

把中国放到这两个参照系里去比就会发现中国和它们的异与同。中国与拉美相似之处在于也相信以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对外开放国内市场并参加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在这些方面,中国与韩国和日本完全不同。但中国与拉美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国在依靠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积极地进行产业的升级换代，并于两年前开始向以自主创新政策范式为代表新发展模式的转型。在强调创新这一点上中国模式又与东亚模式相通。现在国际上最担心的就是这两个特点的结合，这就是为什么萨缪尔森2004年那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那么大的讨论的原因【2004年夏季，时年89岁的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了题为《在李嘉图、穆勒理论视野下，辨析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一文，对自由贸易精神提出了质疑。相关报道参见本报2006年3月6日33版《自由贸易损害了美国吗？》一文——编著注】。

《21世纪》：这样的转变对制度变革有更高的要求吧？

高柏：这个模式转变的前提就是制度性建设。最简单的比较优势发展模式对制度的要求很低。比如你在广东设厂，招一批农民工做玩具就完了。随着产业的升级换代，开始造汽车，甚至大飞机、高速列车，做这些东西制度的因素就变得十分重要。这次国内讨论大飞机上马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原有的航空工业体制是否可以完成这个使命。服务业对制度的要求会更为高，而中国在这方面恰恰是最落后的。

《21世纪》：那您觉得我们现在从过去简单的比较优势转向自主创新的竞争优势，可行性有多大？

高柏：这不是一个是否可行的问题。如今,中国面临的国际局面很清楚。前面有发达国家在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后面一堆发展中国家穷追猛赶。中国必须要为劳动力不再廉价那一天如何参加国际分工做准备。中国现在是全面开放，外资为很多产业带来了生产技术。本国企业如何把这些技术转换成中国自主创新的能力，哪些制度会促进这个转换，这是中国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也是学者们要大力研究的课题。

《21世纪》：那您觉得中国政府现在这方面的政策如何呢？

高柏：我觉得现在中国政府的思路基本上是正确的。从汇率政策上看,一方面在调整,人民币在不停地升值。另一方面是升值速度并不是太快。这给所有企业一个清晰的信号，升值是未来的大趋势。同时，也尽可能为企业争取调整的时间，因为大的结构性调整不是一天半天可以完成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往往伴随着一个痛苦漫长的制度性建设的过程，速度太快的话是会翻船的。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八：社会系高柏教授—中国的发展模式（中）

全面根本性的竞争

《21世纪》：我们过去奉行比较优势理论，经济发展较快。走到今天，这样的发展模式又造成了哪些现实的问题呢？

高柏：我认为主要造成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加剧了国内不平等现象，第二是恶化了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强调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为了保持强化这个优势,就可能会人为地控制工资水准。沿海农民工曾经十年不涨工资, 现在仍然有人主张对最低工资要慎重, 因为一旦工资上涨，国际贸易就要出问题。

实际上，不平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那么不平等在中国与比较优势的理论有什么关系?

比较优势理论在两个方面与不平等有关。第一，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外资的工资要高于国内企业。第二，无论劳动力密集型,还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都可以在中国找到低成本而相对高质量的雇员，像外资银行、保险公司以及汽车全球生产商，它们要雇一个大学毕业生要付多少钱？如果在广东，甚至在内地做玩具，或者是做衬衣的企业，一个员工要多少工资？这是很简单的算术。在美国,许多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早已经转移出去。而在中国的特定环境里，高科技、中科技和低科技产业并存,而且都是外商投资的对象,它们之间的工资水准差距很大。随着产业升级换代的进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合格的人才会相对变少，这就使得该领域劳动者的收入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国际上的研究早已指出外资会加剧受入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

《21世纪》：但是这个跟我们在实际中的政策又有什么关系呢？

高柏：这和政策有直接的关系。这里讲的比较优势影响的不仅仅是贸易政策,它影响的是整个政策范式。在这个范式中,如果政府在解决经济平等方面无所作为，大量的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没有其它选择，只好接受十年不涨工资的现实。但是你看一看2004年以来的变化,几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的。加紧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发生短缺,农民工的工资也上涨很快。当政府取消农业税，对种粮进行补贴时，农民工就有了其它的选择，很多人回家种地去了。政府虽然不能要求资方涨工资，但可以通过政策手段去改变工厂运行的环境，使劳动力市场发生变化，最后工资不得不涨。

《21世纪》：第二点呢？

高柏：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比较优势与从主流经济学看比较优势有很大的不同。经济学假设各个国家在参加国际贸易时自觉地奉行以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则，这完全忽视了实际生活中的政治因素。当一国产业受到贸易的负面影响，这个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定会坚决反对。

中国发展模式跟其它国家相比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中国是靠积极参加国际分工去发展经济的。中国进出口的近百分之六十来自跨国公司在华企业。

第二，由于中国在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不局限于一个产业，这种发展模式对其它国家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传统上的东亚模式。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曾被西方认为是最大的威胁，但这种威胁仅仅限于汽车和家电等少数产业。虽然这些产业在西方国家政治中的反日倾向特别强烈,由于数目有限,所以形成不了一种全面的政治反对力量。

中国则不一样。各产业的跨国公司都想把中国纳入它们的全球生产链。这意味着许多支撑发达国家就业的产业都有可能向中国转移生产。这一方面大大地加速了中国的产业升级换代。中国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例的迅速上升以及外资在其中的巨大份额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的廉价优质劳动力在所有这些产业里通过外资向中国转移生产过程的形式对发达国家的就业造成了威胁。这将对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以及对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到目前为止，跨国公司仍然是这些国家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中国的政治盟友，因为他们是生产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是这种局面将随着中国自主创新的不断加强发生变化。当中国企业全面加强国际市场竞争力时，中国与跨国公司的利益也可以发生正面的冲突。这一前景无疑是世界发达国家许多企业的心病。

与此同时,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世界工厂模式对国际资源市场和能源市场的影响也在急剧恶化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可以说，这种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本身有一种不断恶化自身外部环境的内在机制。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八：社会系高柏教授—中国的发展模式（上）

编者按：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财经媒体之一《21世纪经济报道》最近刊登了对杜克大学社会系高柏教授的专访，探讨中国的发展模式。本站全文转载。

“中国发展模式必须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无疑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但对其含义的理解在各个学派之间却存在着显著的不同。29年前，当中国打开国门，利用自身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加入全球分工链条的时候，无疑是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思路。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深化，对此模式所引发的种种后果在国内外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争议，“衬衫换飞机”是否仍将是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基本发展态势，对此社会各界有着尖锐对立的观点。

在中国出口迅速增长，国家财富大量涌现的同时，自主创新、立足国内开始成为了政策的主流。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呢？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看待原有的发展模式呢？为此，本报特别策划了此系列，希望从学理和实践等层面来剖析比较优势，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并讨论中国下阶段发展目标的设定以及方式方法的选择。也希望可以抛砖引玉，引起各界人士对此内容的探讨和分析。文章欢迎读者来信交流，

guchongq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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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财政部等国家机关宣布从7月1日起对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税率进行调整，这是中国政府为了缓和贸易顺差，减少贸易摩擦的最新举措。随着中国世界工厂模式的确立和发展，一方面是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则是国内外的种种相关问题，例如贸易摩擦、污染等。

在学者们为了解决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失衡而开出种种药方的时候，无法忽视的就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形成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这种以大进大出，参与国际分工的模式，曾经有效的开发了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廉价劳动力，使得人多在中国更多的被看作成一种资源。而这一切的背后就是比较优势理论思维。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高度互动，而且复杂程度大大加深，一边发展一边转型，这对未来的战略有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分析中国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优劣，本报此次特刊登对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高柏的专访，以飨读者。

比较优势的社会建构

《21世纪》：目前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的增长势头，外贸发展很快，但贸易顺差引起的国际贸易摩擦也比较多，最近政府也下调了一系列商品的出口退税，那么在您的眼中，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是遵循了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

高柏：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发展模式直接采纳了比较优势的理论，对外开放从沿海一下扩大到内地,产业也从原来有限的几个扩展到很多产业，甚至服务业。1992年以后，外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跨国公司迅速进来抢滩布局，所占比重大幅上升。加入WTO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这个说法开始出现。过去这十五年中中国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依靠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参加国际分工，依靠国际市场的需求来促进中国国内的就业和经济增长。

《21世纪》：您刚才提到了中国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而我们也知道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和比较优势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您看来，应该如何认识这个理论呢？

高柏：比较优势的理论对中国实现从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向优先发展轻工业的转换，以及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解决国内大量人口就业和经济增长而言，有重要的影响。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后果，要求我们对此进行反思，选择一种新的发展道路。

首先，我们谈一下比较优势的性质。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比较优势就是自然禀赋，即一国生产要素的配置，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等。按照比较优势的理论，如果各国都生产利用本国丰富要素的产品并相互进行贸易，各方均会受益。

但是，如果我们从几个其他学术分支或理论流派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较优势的性质则更为复杂。从经济社会学里新制度学派的视角来看，经济理性是被社会地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出来的，它受人的认知的影响。就比较优势而言，根据该学派观点，只有当中国人自己和中国人的外国贸易伙伴共同认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时，它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目前国内和国际上对于中国比较优势的认识存在一个认知差距。国内更多地强调劳动力廉价这一侧面，而国际上看重的不仅是其廉价，而且也包括其优质。中国劳动力的优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二是比较有纪律。当然,优质廉价劳动力在这里指的是中国与他国相比时的绝对数字,并不是在中国总人口中的相对比重。这个认知差距看起来似乎很小，但在实际中，它的影响会有很大的不同。

经济学内部关于贸易的基础也有不同的看法。杨小凯(杨晓凯新闻,杨晓凯说吧)（曾任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教授，曾提出“后发劣势”的观点，2004年病故——编者注）曾经对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做过很好的梳理。在杨小凯看来，斯密认为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经济活动的效率问题，是专业化经济的问题。分工是其核心概念。这些概念到了后来被李嘉图和马歇尔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规模经济给取代了。在我看来，经济学这两大传统之间的一大区别在于斯密的分工理论包含着人主观选择的可能性，而李嘉图-马歇尔的比较优势理论则排斥这种可能性。换句话说,斯密代表的经济学传统与经济社会学的新制度学派在这一点上有相通的地方。

《21世纪》：可以具体谈谈这点吗？

高柏：我们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两个理论传统在贸易实践中有什么样的不同。资源配置效率说的通俗点就是什么赚钱做什么。在美国有一个说法是，不管做什么片，计算机芯片还是土豆片，只要挣钱就可以。这是从生产者或投资者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贸易问题。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资源配置效率的意思是什么东西便宜我买什么。

看专业化分工的效率可以以日本和德国为例。他们强调本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中依靠高技术工人和工程师之间的紧密合作生产高附加价值产品。他们不是靠低价格来竞争，而是靠产品的质量来竞争。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的比较优势完全可以被不同的社会进行不同的建构。假如认为资源配置最重要，那肯定要强调廉价劳动力。如果相信分工的重要，在国际分工体系里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那就需要自主创新。

从一国如何参与国际贸易才能获得最大利益这一特定命题出发，斯密的分工理论，熊彼特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以及当代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可以视为一个彼此呼应的,与主流经济学强调以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截然不同的经济学传统。斯密强调分工对贸易的意义，到了熊彼特等于是为分工提供了一个基础,强调以创新为基础的分工，迈克尔·波特则把创新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支撑进一步操作化。如果从这一理论视角看比较优势,我们的观点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21世纪》：那么对比较优势的不同看法对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思路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高柏：为什么说认知重要，为什么说认知因素影响比较优势，为什么说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这对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有很大的影响？作为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与一个商人挣钱，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商人可以是什么挣钱干什么，这正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本义，而熊彼特讲的企业家是需要一种品格的。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研发在成功之前对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价没有大的好处,因为投资者关心的是短期的股价,而研发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太大。反之,无论是德国和日本这种所谓的“工匠型”国家，还是华为、奇瑞和阿里巴巴这些国内创新型企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自身定位在贸易分工中的高附加价值一端,然后绝不因为一时资本回报率低这一资源配置的原因而轻易放弃这个定位，把追求这个定位当做一个使命来追求。

去年夏天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当客座教授时特别想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外包是否也对日本的就业形成了大的威胁,因为在美国近年来人们一直强调外包对国内就业的冲击。我从媒体上感觉好像日本人没太把外包当作是一大威胁。去了后看了很多出版物，包括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同样是讲外包，同样面临国际竞争的压力，日本企业的做法跟美国企业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日本企业把技术当成是命根子，如何保护技术是考虑外包时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而外包也往往是通过自己本公司在外设厂来进行的。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七：细胞生物学系王帆教授专访（下）

DCSSA: 1998年博士毕业以后您去了马克•特希尔拉维尼的实验室作博士后，马克后来2003年的时候去了工业界，成为了Genetech公司资深副总裁。神经生物学泰斗，诺贝尔奖获得者埃里克•坎德尔 (Eric Kandel) 对他的评价是 “马克甚至可以领导美国，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从他身上您学到了什么？

王帆: 你说得没错，马克对实验室的经营很有心得。他会花时间来确保实验室的每个人都过得很开心。他招来的人都有很好的团队精神，他觉得“人和”是极其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马克是很实际的一个人，他总是想方设法的给实验室的所有人找到一个可行性很高的课题。

刚才提到了理查德对我的很多好的影响，但是，理查德对我也有一点“坏”的影响。在他的层次，他可以做非常有风险的，时髦的，有创造性的实验。他可以接受失败的打击，只要试验室总体课题的成功率高就好了。从理查德实验室毕业以后，我觉得我有点冒进了，选课题的时候太敢于冒险了。这样在博士后阶段就吃了一点亏。我博士后前期做的课题，非常前沿，有长远意义，但是当时只有很少的背景研究。虽然我做的很辛苦，却三年多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个时候马克就和我说， “你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别的课题？像琳达•巴克那样能在博士后期间九年如一日不计得失地做一个课题的人是很少见的。大多数的人需要得到正反馈，如果你很长时间都没有成果，你可能会逐渐对科学丧失兴趣的。你可以先做一些别的容易一点的课题，得到一些结果，这样你心里可能会高兴很多。” 马克说得很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承受多次失败的打击。坚持不懈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科研真的那么辛苦却鲜有收获的话，可能很多人就会选择放弃。我听从了马克的建议，换了一个课题，后来就进展的很顺利。所以我觉得马克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他知道怎样让实验室的每个人个体利益最大化，从而激发他们的斗志。我现在管理自己的实验室就是以马克为榜样，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学生和博士后需要成果。我既要鼓励他们去做有风险的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同时也要给他们想好一个安全的课题作为退路。所以说我的两个导师都对我的成长至关重要。理查德教会了我怎样做科研，马克则教会了我如何经营一个实验室。

DCSSA: 刚才提到了您在一个课题上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却没有得到什么成果。能告诉我们当时的心情么？您又是如何克服困难，很快在另外一个课题上获得成功，并发表了一篇《细胞》论文的呢？

王帆: 我先从当时的课题设计谈起。博士毕业以后，理查德说，你博士后期间最好不要接着做嗅觉方面的研究。因为虽然你在嗅觉领域已经驾轻就熟，但是这样的训练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不够完整的。最好找一个其他方向，这样可以拓宽自己的视野。我对感觉系统很有兴趣，博士后期间就选择了躯体感觉领域。躯体感觉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它包括痛觉，触觉等等。我们知道在大脑躯体感觉皮层有一个复杂精细的体表感觉投射地图。那么这个投射地图在发育过程中是如何形成的呢？有什么分子机理驱动这个过程呢？科学界对此一无所知。所以我就想做这方面的研究。马克实验室的研究领域是发育神经生物学，主要研究神经细胞突触定向生长的机制。于是我和马克商量了一下，他就同意我到他的实验室做这个课题。

结果我们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因为当时基因组计划还没有完成，大量的基因还没有被发现。我们这个课题就等于说要在无数的可能中去搜寻某些个候选基因。希望这些基因在躯体感觉神经元定向生长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这个实验过程有如大海捞针，我们尝试了无数的实验技术，但不幸最后都碰了壁。后来马克就果断的让我换了课题。那段时间工作很辛苦，自己又刚刚怀孕。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发现即使有了远大的目标，还是有很多“近忧”。看到实验室别人发文章，而自己什么成果都没有，真挺难受的，当时也只好“感情要粗糙一点”了。（笑）好在我这个人不是特别容易担忧。那个时候我还是强迫自己对未来抱有信念，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挺过这个艰难时期。后来就“柳暗花明又一村”，换个课题，运气一转，就顺利做成了。

DCSSA: 很精彩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学到了很多。接下来能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在杜克大学的研究工作么？

王帆: 实际上在杜克我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搁浅的课题。就是说大脑躯体感觉皮层投射地图在发育过程中是如何形成？躯体感觉神经元定向生长的分子机理是什么？还有就是触觉产生其感知（受体）和认知的分子机理是什么？在基因组计划完成之后，生物学家就掌握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基因库，一些搜寻基因的实验技术也逐渐成型。所以我返回头又去做那个课题，一下子就找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候选基因。这个课题忽然间就变成了很有希望，成为了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

DCSSA: 在科研经费申请情况比较困难的现在，年轻的教授如何尽快脱颖而出？

王帆: （笑）现在的情况是比较困难，这确实是一本很难念的经。以我为例，我2003年找工作的时候，当时杜克给我的启动基金是40万美金。我就打电话给理查德，理查德就说，“这个钱远远不够，你至少要有80万美金！”但是我当时已经和杜克签合同了。所以心里就想，“天哪，我要去哪里再弄剩下的40万？”（笑）在这个压力下，我就到处去申请别的资助，后来2004年就陆续的就申请到了Alfred 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 Whitehall Foundation Award 和 Klingenstein Fellow。我算了一下，刚好够40万了，这下心里才踏实了下来。

那下一个目标就是申请美国国立卫生院 (NIH) 的资助了。这个难度就大了许多。后来我拿到了这个资助，我觉得首先是运气比较好。当时国立卫生院有一个专门资助的项目，又称征求项目(request for application)。我很幸运的拿到了这笔钱。除去运气的成分，写经费申请也有一些技巧。我当时写这个申请的时候得到了很多资深同事的帮助。我一开始写的申请报告，花哨的不得了，总以为越高深越好。结果别人一看，说这个肯定不行，你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写，写得越平实清楚越好，甚至要让领域外的人在短时间内就看得懂。后来我就按照这个思路去修改，就申请到了。

DCSSA: 刚才提到了在2004 年的时候，您获得了斯隆研究奖(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 Award)。用媒体的话来说，这个奖是未来诺贝尔奖的摇篮，因为有多达35位获得斯隆研究奖的科学家，在后来的科研生涯中获得了诺贝尔奖。您对自己和实验室的远景规划是什么？

王帆: 没想过。诺贝尔奖？这个太遥远了。（笑）我觉得我现在做的研究课题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课题，所以可能未来的一二十年内，我的研究重点都会集中在人体的躯体感觉，特别是触觉方面。当然，我还对另外一个领域有着浓厚的兴趣，那就是进化。现在基因组计划完成了，人类和大猩猩的基因库也都有了。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哪些东西决定了人的智能？目前我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具体的想法，但是如果以后有时间，有精力，我想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

再过二十年，我想我还是在经营着一个小实验室，估计可能不超过十个人。我想我不会做官。（笑）虚荣心还是有的，比如如果有一天能当上院士，自己会非常高兴的。当不了也就算了。（笑）不能想太多，这种东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DCSSA: 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可能会冒犯您，先请您原谅。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有三类教授通常会给学生施加比较大的压力。第一类是中国教授，第二类是女教授，第三类是助理教授。很明显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那么我还是忍不住想问，您作为中国女助理教授，您的实验室经营理念是什么？

王帆: （笑）我有没有给学生过多的压力，这个问题要去问我的学生和博士后。其实，实验室的管理方法和每个导师自身的经历有关。我有过三年多没有任何科研结果的痛苦，也有过获得成功之后的欣喜若狂。我自己受过的苦，我不想让学生去受。而我自己享过的福，我希望学生也能够体会到。所以我对实验室的每个人都很关心。我尽量让每个学生都在做着有趣的又可行性比较好的课题。对于博士后，我希望他们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独特的科研道路。这样他们在离开实验室的时候就可以带走一些有潜力的课题，从而去建设他们自己的实验室。虽然说学生和博士后的表现，和我的事业成败息息相关，但是如果他们做得不开心，那就没有意思了。其实说到底，生活中没有别的，感到快乐是最重要的。

DCSSA: 对学生有什么样的期望值？

王帆: 对于那些刚进入实验室的新生，我希望他们敬业，做事情要有很强的责任感。事情一旦下定决心去做了，就要把它做好，千万不能敷衍了事。然后慢慢的，我希望他们能够拥有独立的科研思想，能够自己去读文献，思考问题。如果要留在科研领域，第一要有很好的工作态度，第二就是要多花时间去思考。如果学生能够把实验设计想到我的前头去，我会非常的高兴。

DCSSA: 如果有学生决定离开科学领域，您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王帆: 这完全是个人选择，我对此没有反对意见。还是那句话，对于人生而言，你要找到让你感到最快乐的事业。如果科研不能给他们带来快乐，那么强留在学术界，确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有一个博士生，她最近准备放弃科学，拿一个硕士学位就走了。她觉得科研的压力太大了，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如果想要两三个孩子，并且照顾他们健康成长，从事科研这种职业就太不现实了。

DCSSA: 您同意她的观点么？

王帆: 怎么说呢？实事求是的说，科研绝对不是一个很轻松的职业，尤其是对女性来说。倒不是说这是性别歧视引起的，因为其实很多大学都在积极地扩招女性教师。但是对于女人来说，当她有了孩子之后，她的世界观就自然而然的改变了。我也是这样，我生了轩轩之后，他的快乐实际上就变成了我最重要的事情。这是很自然的母性。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双重负罪感。如果我陪孩子玩的时间多了，我会觉得实验室没有管好，没有像别人那样刻苦。但是如果在实验室的时间呆长了，我又会觉得没有尽到一个当妈妈的责任。怎么掌握这个平衡呢？只能两边都牺牲一点，少睡一点，多挤出点时间。再有就是不要太完美主义了。一方面你没必要强求在短时间内就发表很多好的文章，拿一大堆科研经费。另外一方面，你要相信，只要你爱他，你的小孩一定会茁壮成长。什么事情尽力而为就好了。

DCSSA: 谢谢您分享了自己的内心感受。我相信广大的女性科研工作者一定会从您的宝贵经验中获得很多启迪。最后一个问题是，您在繁忙的科研之外，有什么业余爱好？

王帆: 我喜欢户外活动，比如爬山什么的，但是我身体不是很强悍的那种。（笑）另外就是喜欢读书，中文或者英文小说，选择面很广，什么都爱读。

DCSSA: 再次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杜克大学神经生物学系博士生吴巍采编）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七：细胞生物学系王帆教授专访（上）

人物背景：王帆，北京人，现任杜克大学细胞生物学系助理教授。1988年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93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师从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理查德•阿克塞尔 (Richard Axel) 。1998年博士毕业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 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著名发育神经生物学家马克•特希尔拉维尼 (Marc Tessier-Lavigne) 。2003年受聘于杜克大学。其科研论文曾多次在《细胞》和《神经元》等顶级生物学杂志上发表。在美期间曾获Alfred 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 Whitehall Foundation Award, Klingenstein Fellow in Neuroscience, McKnight Scholar Award等学术嘉奖。实验室主页: http://www.cellbio.duke.edu/Faculty/Research/Wang.html

DCSSA: 王教授，您好。我从您的简历中了解到，您是1988级清华大学生物系的学生。首先能请您谈谈当时选择生物专业的原因吗？

王帆: 对生物学的兴趣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父母亲是航天部的科研工作者。文革的时候他们被下放到河南，不能带我去，就把我送到了地处上海郊区的外婆家，所以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外婆说我从小就对植物动物很感兴趣，她教我的花名菜名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可以说我从小对大自然就有一种亲切感。

文革结束以后，我和父母亲都回到了北京。上学的时候成绩一直都很好，所以老师都比较喜欢我。我的学习兴趣较广，小时候很喜欢文学，到了中学以后开始迷上了科学。我中学的生物老师马震生对我影响很大，她经常带我看一些科普读物，做一些有趣的实验。我逐渐学到了基因，遗传密码等生物学知识。就觉得生物这个学科非常有意思，也很有发展前途，所以就选择了生物科学，并在1988年被保送进入了清华大学生物系。

DCSSA: 大学的生活往往让人终生难忘，如果让您回忆在清华园的日子，您首先会想起什么？

王帆: 1989年，大学一年级碰到的那场风波吧，那是难以忘记的回忆。动乱结束了以后有一个迷茫期，大家都不知道接下去要做些什么了。清华生物系虽然当时很年轻，却一直有出国留学的传统。我们复系时，第一任系主任是蒲慕明老师，系里面上课用的都是英文的教科书，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外国的生物学研究非常的先进。我这个人一直都相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真心喜欢做科研，也早早树立了要出国深造的理想。动乱完了以后，大家就觉得国家的大门突然间要关上了，于是就特别的担心。记得在一次总结那次事件的会议上，很多人讲完了，最后轮到系主任赵南明老师发言。赵老师说，“我也不想多说了，你们也都听了很多了。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吸取教训。但是我最后想强调一句话，那就是我们系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不会变的！” 这句话在那个时期对同学们真是莫大的鼓励。

还有就是后来张孝文校长讲的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张孝文校长是一个很好的校长，他讲的很多话我可能都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一句，那就是“人的一生中会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这种时候感情要粗糙一点”。意思就是说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想开了就好，不要太计较了。他说这句话会对我们很有用的。确实，这句话让我受益终身。

DCSSA: 我听说在大学的时候，您已经在学术上开始展露头角，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小有名气，能具体谈谈当时的情况么？

王帆: 有么？没觉得啊？（笑）所谓的展露头角可能就是谁读的书多，谁的成绩好啊之类的吧。我觉得我一生都有一些很好的老师帮助我，我本科时候的导师是周海梦老师。周老师是邹承鲁院士的得意门生，他非常敬业，对科研充满激情。本科生进入周老师的实验室之后一般都有一个已经成型的研究课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周老师对我特别的放任，他让我自己去找课题。我愿意做什么，他就让我做什么。自己找课题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周老师就让我到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去看一些国外的科学杂志，比如《科学》，《自然》等等。

周老师给我的这种思想层面的自由是很难得的。那种感觉就像是第一次跨入了科学殿堂，看什么都非常新鲜。但是同时，我也感到不知所措。毕竟我是本科生，还缺少对文献判断和识别的能力，所以在兴奋的同时也觉得很迷茫。周老师实验室主要是做酶学的，用酶变性失活的办法去研究蛋白质的构象。我集中精力主要研读这方面的文献，其中大多数是英文文献，一开始也觉得很吃力。但我就强迫自己去理解，然后再思考自己课题的设计。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的那个课题是非常难的。那时候生物学家希望有一天，只要知道了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就有办法推断它的三维结构。实际上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直到现在，要解出一个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对于结构生物学家而言还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DCSSA: 这么难的一个课题是不是反倒启发了您对科研的兴趣？

王帆: 正是这样。我们知道，从DNA到mRNA，再到氨基酸序列，都遵循着一个基因编码的规则。但是从氨基酸序列到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就突然找不到这样一个普适的规则，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段研究经历让我发现，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科学家在合力研究着各种各样有趣的本质的生命现象。我觉得突然眼界就开阔了起来。

DCSSA: 毕业以后，您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并且后来进入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阿克塞尔的实验室。您当时是怎样加入这个实验室的呢？

王帆: 加入理查德的实验室是阴差阳错的一件事，我并没有一开始就认准这个方向。

你想当时就要出国了，爸爸妈妈为了我出国也不容易。那时候家里也不富裕，为了我出国也就竭尽全力了。家里的钱都换成了美元，去买了机票什么的。费了那么大的劲，爸爸妈妈就觉得我应该做一些重要的研究，要么解决癌症，要么攻克艾滋病。（笑）那毕竟是玩笑话啦，其实刚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以后，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本科时候课本上学的东西毕竟还是太少了。后来，我就先到一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实习，主要学习一些基本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手段。做了一段时间，发现兴趣不大，觉得这么做下去永远也攻克不了癌症。（笑）后来基因敲除技术就火起来了，敲除了一个基因往往就是一篇很重要的封面文章。我就想学这个最先进的技术，于是就到了第二个实验室实习。做的也很辛苦，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可是还是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兴趣。我这个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兴趣。有了兴趣以后，就处于那种 “无须扬鞭自奋蹄” 的境界。不要别人督促，自己就去把事情做好了。

后来我上了理查德•阿克塞尔教的一堂课，他当时讲的是G蛋白耦联受体的信号传导通路，用的是光受体的例子。他讲的非常好，每个细节都解释的清清楚楚。讲完以后他就问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他讲的那么清楚，我们怎么可能会有问题？所以大家都没有提问。理查德就等了一下，还是很希望大家提问的样子。结果大家还是没有问。后来他就很失望的说：“难道你们就没有一个人想知道这个信号传导通路是怎样被科学家们发现的么？” 当时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作为博士生不应该再和以前一样，被动的去接受知识，而是要换一种思路，主动地去创造知识。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和理查德谈一谈，要去他的实验室作个实习。我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正是理查德实验室的科研成果最激动人心的时期。大家知道理查德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和他的博士后琳达•巴克（Linda Buck）在90年代初期发现了嗅觉受体基因家族。这项工作是划时代的，它在嗅觉研究方面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可以说那几年每过一段时间，实验室都会有重大的发现。我进入实验室不久之后的一天，理查德从显微镜室看完一个博士后的试验数据，出来之后他那种兴奋，激动的表情我真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那个场景我终身难忘，那是第一次我发现科研可以给人带来这么多的快乐，让人如痴如醉。在接下来的实验室会议上，他眉飞色舞的描述了这项工作的意义，迅速点明了未来的实验方向。他的思维层次是当时的我无法企及的，但是我深刻的明白他已经把我带到了当代科学的最前沿。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所受到的训练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女学生，到一个科学的探索者，这个转变，我是在理查德实验室短期内完成的。

DCSSA: 理查德•阿克塞尔是一位神经生物学领域的世界著名学者，可以想象进入他的实验室难度之大。您是如何打动这位世界级学者的？

王帆: 理查德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他看上去很凶。（笑）所以大家都很怕他，新学生可能都不太敢去找他。有几个学生给他发了电子邮件，说想去他实验室实习，他没有回信，于是学生们都陆陆续续的打了退堂鼓。刚才说过我听了理查德的一堂课，下课以后我就追上去和他说，“阿克塞尔博士，我能不能到你的实验室作一个实习？”他就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很严肃的说了一句：“从来没有人这么叫过我”。（笑）然后他就问我想加入他实验室的原因。这个原因有好几个。一个刚才提到了，他课讲的很好。第二个就是他非常有名气，学生都很敬佩他。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系开设了一个讲座系列，从世界各地请来优秀的学者作学术报告。学生在报告以后可以和这些学者座谈。有一次，有个学者在和我们座谈的时候就问，“你们这里有没有来自理查德•阿克塞尔实验室的学生？”。当时恰好没有，这个学者就接下去说，理查德太聪明了，他克隆嗅觉受体的工作简直是漂亮的让人难以置信。正是这个学者的这番话促使我去读了理查德•阿克塞尔和琳达•巴克的那篇经典文献，从此我就被理查德的智慧折服了。所以我并没有特别的想用什么办法去打动他，当他问我为什么想去他实验室实习的时候，我就老老实实的讲到了上面三点，理查德也就高兴的同意了。

DCSSA: 理查德•阿克塞尔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位博士后俞从容写了一篇文章《与诺贝尔奖得主共事》，其中就讲了很多关于理查德•阿克塞尔的故事。那么能请你谈谈您对理查德的印象吗？他是怎样指导你的科研工作的？

王帆: 谈到理查德，那真是有太多太多的回忆了。我可以几天几夜的和你谈论他，但是你要让我一句话总结出来是很难的。可以说理查德是一个绝对的天才，独一无二。他的那种影响是潜移默化，根生蒂固的。他从来不指导试验的细节，而总是高屋建瓴的提出整体设想。

我觉得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对科学的洞察力和渊博的学识。他非常博学，分子生物学的造诣炉火纯青。在他面前，我当时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笑）理查德经常在实验室和我们聊天，我记得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你有没有读刚刚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那篇关于IGF2基因印迹的文章？那时候我科研工作很刻苦，天天做实验做到很晚，多多少少就疏忽了文献的阅读，那些不是本领域的文章就读的更少。所以我就回答说没有。理查德就坐在那里把这篇文章娓娓道来，还告诉我们这篇文章为什么有意思，还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够好，未来的研究方向又是什么。我是完完全全的惊呆了，这个经历就让我知道了要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不能只是看到眼前的这点东西。对知识要有广泛的涉猎，对本领域外的知识也要知道一些，这样才会做到融会贯通。理查德每每看到好的文章，就会在实验室和我们讨论。我受到的很多教育都是理查德通过这个方式给予的。为了博得理查德的欣赏，实验室的人后来都喜欢去读最新的科研文献，然后去和他探讨。我也是一样，于是乎不知不觉地就读了很多文章。有点像和武林高手过招的感觉。（笑）他教你一招，你就知道自己差的很远，然后到一边去修炼内功，过几天不服气了又再去过一招，还是差得很多。这样一来二去，你的功力也就提升了。

理查德对我的影响还在于他重塑了我的哲学观。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严肃的思考过最本质的哲学问题。比如说，什么是意识？人类的思想从何而来？理查德对这些抽象的哲学问题很感兴趣，他会把这些深奥的问题具体化，并且试图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去寻求答案。和他一起共事，你会感到你所从事的科研工作不仅仅只是在解决一些很琐碎的具体问题，而是在为了一个很伟大的目标，为了一个很崇高的理想在奋斗。

DCSSA: 您的博士生涯真是一段幸福的时光。能否请您结合自己的个人经历给博士生选择实验室提一些建议？

王帆: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兴趣。理查德的研究让我觉得激动人心，所以我博士读的很开心，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被逼着刻苦工作。在这五年中，我读了很多，想了很多，真正的在科学领域入门了。这种感觉很好。事实上，在选择实验室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预测博士生阶段的课题能否获得成功的。你是做的顺，还是不顺，没有人能保证。科研就是这样，很难预测未来的成败。如果对自己的课题失去兴趣，那是非常痛苦的，甚至会觉得寸步难行。反过来，如果你有兴趣，那么即使是两三年都没有文章发表，你还是会很有自信地去找出办法来解决问题。一句话，兴趣让科研充满快乐。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六：清楚生命之意义的杜克模糊逻辑专家—王保罗

清楚生命之意义的模糊逻辑学家
——保持着中国传统的杜克退休华人教授
[毛凯译自《太阳先驱报》Durham,6月19日]

保罗.王研究的是模糊逻辑，但他知道生命中什么对他最为重要：数学上的突破，家庭，以及一碗香喷喷的馄饨—虽然并非一定是这样的顺序。

这位杜克布拉特工程学院退休电子计算机教授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不确定性数学研究，然而作为华人的他十分确定的是，中国的文化和菜肴应该在整个世界发扬光大。

王教授出生在中国南方，于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前夕随家人离开祖国，先是在台湾念完本科，然后移民加拿大并在新不伦斯瑞克(New Brunswick)大学取得控制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后于俄亥俄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86年正式进入杜克大学任教。

他定期回国，并欣喜中国日渐壮大逐步迈入世界强国之列。“中国发展非常迅速，并且对此抱有极其高的热情。”上周他在布拉特学院的一次采访中说道。校方对此表示赞同。

校长理查德.布罗海德(Richard Brodhead)已于周日起程前往中国及远东国家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并将接受清华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布罗海德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提升杜克在中国的影响力并谋求与中国大学建立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伙伴关系。布罗海德还将广泛接触亚洲高等教育的领导者们，以及杜克的校友，现就读学生和即将入学的新生。双方将互惠互利：杜克新一届本科新生的亚洲人比例将比以往增加5%左右。“在中国同一个城市里通常有很多大学，这正是为了使它们能够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王教授说，“这也意味着它们会不遗余力地提高科研水平，也许并非一朝一夕的事，但迟早会看到成效。”

王教授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中国国内战争时期与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对峙的国民党的军官。共产党最后取得了政权，王教授的一家于是跟很多国民党将领一样，从福建省经由台湾海峡来到台湾岛。

“多年以前无数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这里，现在他们早已安定下来，或开饭馆或以其它职业谋生。我从未在饭馆里打过工，但我总是试着帮助在美国的华人。说实话开饭馆可不是容易的事。”他投资过一些饭馆，有失败也有成功，后者如达勒姆市大学路上的“尼奥中国”餐厅，这是20年前在他的帮助下开业的，目前他仍拥有该餐厅的部分所有权。“我乐于看见美国人能够吸取中华文化的精髓部分，”他说，“在这个国家还看不到最好的中国菜。”翻看着一本名为<<馄饨的渴望：对中国最佳菜肴的探索之路>>的书，他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须在上海找到一家至少有300年历史的餐馆—别指望能在最奢华的酒店吃到这些。

王教授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模糊逻辑理论，该理论是比在计算机和其它控制设备中广泛运用的二元系统更加复杂的决策模型的支柱。这使得研究进入了所谓的 “不确定性数学”阶段，其哲学基础则得追溯到一个名叫威廉.詹姆士的美国人的著作。模糊或者不确定性的研究是与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问题紧密相关的，而且在诸如模式识别里特别有用；王教授的一个叫马萨基.托盖的学生已经将其引入到光学特征识别芯片市场。

一年多以前，王教授组织了一个不确定性数学研究协会，取名为“哈特瑞斯海角的灯塔”，正如他自己所说，协会的目的就是像灯塔那样指明确定的方向。他也是该领域几本学术杂志的编辑。

王教授还喜欢收藏中国艺术品，特别是二战期间他十岁时在福建遇到的一个名叫李更的画家的画作，这位专注于描绘地方民间文化场景的画家当年以卖画为生。“而现在，他的画价值连城，”王教授如是说。教授希望更多的美国人能够欣赏李更的画，他听说在中国单纯的对李更画作的兴趣已转变成为一种广义上对这种艺术形式的兴趣。他还听说在达勒姆有一家古玩店向中国游客售卖明代瓷器。“许多年以前这简直无法想像，”他说，“他们不可能有这些钱”。

王教授设法从被长江水坝淹没的地区弄到一些石器，“这样我就能够告诉下一代我们是从哪儿来的”，他朴实地说道。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五：物理系高海燕教授自述（四）

七、奋斗在美国

我觉得种族不是一个问题，人的性格和心态最为重要。人们常说，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你不能否认，在人生一定的时间，会有好的机遇出现，碰到很好的人，正好在那个时候，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你也介入进去了。我觉得从我自己个人来说，一方面，我的性格比较随和，我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不会带着一个框框去想，我是亚裔。就像林黛玉进了贾府，“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自己就带着框框去做事，我觉得这种态度是消极的。再仔细想一想，在中国，你难道就不会遇到这些问题吗？当然我自己很努力，很喜欢自己做的事情。我跟着的导师都是在领域中顶尖的教授。我算是比较顺利，比较幸运。

中国的教育中值得改进的一些地方。第一，你要和别人进行平等的交流。中国学生很多时候会说，导师列出了12345共五点，我明明知道第二点是不对的，但就是不说。而在美国你如果和导师讨论，导师会问，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你如果指出了不足，导师不但不会生气，相反会对你刮目相看。第二，语言表达能力非常重要。即使你做了再多的事情，如果不会表达，那么别人还是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很多人在事业上受到挫折的话，我想与这不无关系。有的人很谦虚，说我做了十分的工作，讲个七、八分的话，别人会不会认为我不谦虚了？如果讲了十分，更是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我中学、大学的老师都不是这么教育我的。可美国人不是这样，他（她）做了什么，他（她）会讲的很清楚，这样别人就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只要你讲的都是实话，你为什么不讲？为什么不呢？

在美国奋斗，说白了，我觉得还是归结到一个字“闯”。人如果有敢闯的劲头，加上喜欢你自己做的东西，就一定可以很出色。碰到挫折的时候，要有比较乐观的心态。不要遇到困难，就想到我是中国来的。大部分情况下与你是中国人，是亚裔没有关系。

再说一点作为一个女性的想法。我在中国长大。以前就听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我的理解一直是：把天平分两半，男人顶一半，女人顶一半。大家一样重要。所以我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在清华上课的时候，女老师不比男老师少。虽然女学生少了点――我们这届100个学生，只有13个女生。但是有个有趣的现象。那个时候，80年进校是0字班，然后是1字班，到我是4字班，每一年全系学习最好的都是女生。所以我没有专门的一个“女性”概念。

到了美国之后，别人开始给我灌输这个概念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物理学家，我从来没有专门去想自己是个女性物理学家。通过交流，我能够从别人的经历中，得知这可能是个问题。当然我觉得美国这个社会很有趣。你去看任何一个文件，都说男女要平等。但是真正到了具体的事情上来说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一个女性如果要工作的话，有没有很好的托儿所，有没有好的产假，这是起码的衡量标准。就是全球顶尖的MIT，它这种托儿所也是近几年才开始有的。你知道中国任何一个大型的国有企业，都是有托儿所的。

现在很多中国家庭开始雇佣各种钟点工。而在美国，一般的中产阶级都承受不起。所以很多家庭算来算去，觉得一个人不去上班比较好。我觉得，作为女人来讲，我虽然从来没有专门去想我是一个女性，但遇到的困难也是很多的。经常要出差，孩子怎么办？平心而论，做个单身妈妈，还是比较不容易的。我比较幸运是因为父母对我有120%的支持。父母的大力支持和儿子的善解人意，是我坚实的后方。

从中国到美国，经历了不少顶尖大学。站在不同的位置来看别有一番感受。总的来说，美国的大学对本科生非常好。因为本科生是从18到22岁，还没有成年，所以需要的关怀更多一点。从东方的文化来说，如果家里面有几个孩子，你总是对小的更关心一点。关于学校的设施，我有一段有趣的经历。我在MIT开始做老师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97年了。第一年期末大考，考场被设在体育馆。三个不同科目的考试同时进行。有十多个教授在监考。开始暖气开的非常足，大家热得受不了，拼命脱衣服；然后温度往下调，大家又冷得受不了，把脱下的衣服一件一件穿起来。我当时就想：学生来这么好的学校读书，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在考试的时候，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在中国，我84年上清华，那时候就有第三教学楼，简称三教。我觉得各种设施非常先进。到了十几年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却没有非常好的教学楼，这是让我比较惊讶的。

比起清华和MIT来，加州理工学院特别小，但是非常美丽。本科生和研究生各八百人左右。每座大楼之间都非常近，上课很方便，我也没有意识到课堂会是一个问题。在加州理工的时候，我感觉比较忙，但是忙中还有一份悠闲，保持一份从容的心态。到了MIT之后，可能是北方，冬天特别冷，而且也长，从家里到学校，花在交通上的时间也相对多一点。所以一直感觉时间紧张。学校的环境也给我一种工厂的感觉。

我担任教职就在MIT和杜克。杜克的物理系相对比较小，教授们相互之间更加熟悉。我来了杜克不久，就和系里面所有教授都见过面了。而在MIT，它的物理系规模是杜克的两到三倍。MIT物理系在整个学校是分散开的，所以有的教授在别的楼里，加之开会时，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来，所以我在那里呆了五年，还有不少教授从来没有见过。

来谈谈国内现在物理学的发展。总的来说，国内现在的物理学的研究发展很快。一方面一些当年就在国内读的博士现在已经逐渐成长起来，成为了国内各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或是大学的教授。还有一批优秀的在海外拿的博士，回国之后进入国内各研究机构。有这样两批人相互协作，就大大促进了国内研究水平的进展。再加上一批老教授，所以整个规模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个现象我也注意到了，由于以前失去了一些时间，大家比较迫切的希望早点出成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光有心气是好的，还需要有耐心。每次回国我都能看到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但还是有一些比较浮躁的情绪。一方面是由于竞争的压力，另一方面或多或少也有一些走捷径的想法。

国内的物理系一般规模比国外要大很多。就算规模最大的马里兰大学也没有这么大。清华现在也在尝试终身教授制。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终身教授当然只能对刚招的年轻教授，不可能适用于老教授。清华这几年从国外招了一批高质量的人才。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从国外回清华任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还要说一说如何培养青少年对科学的热爱。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大环境，二是家庭的小环境。在中国，父母一般被称为家长。每个家长都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对于孩子自己喜欢的东西究竟关心多少就是一个问题了。很多家长希望孩子学习什么，而不是从孩子内心真正喜欢的东西着手。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为什么学法律的人远多于学物理的人？我觉得还是看社会的寻求与经济基础决定的。等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大学生选专业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兴趣。美国学生选择物理为专业，就是因为喜欢物理。他不会考虑究竟钱赚的多还是赚的少。中国发展到一定时候，整个社会就会更加注重精神方面的东西。我觉得那一天不会很久。

八、舐犊情深

我的儿子Calvin是92年出生的。那是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第四年开始的时候，9月份开学，10月份Calvin就出生了。第二年的时候，我把所有的博士资格考试都通过了，所以生孩子的时候也是我做博士论文最关键的时刻。我在生孩子的前一天下午还在实验室做到五六点。当时我是做极化靶，要准备四到五个低压的极化靶。要测量好然后运到麻省理工学院。当时有一个博士后提出来，在飞机运输的过程中，可能激化靶会承受不了飞机上的压强的变化。所以有个技术问题我要解决，我用一种方法在反复测试。我当时问Bob，你能不能帮我把最后一个试验完成。我可以给你示范一下怎么做。我说，剩下的几个样品，我明天再给你示范一下。你明天几点能来？他反问我，你几点能来？我说，大概八点到九点之间能到。他说，那好，我也差不多那个时候来。结果晚上回了家，大概11点左右，我就感觉要分娩了。1点多钟到了医院，Calvin6点22分出生了。Calvin生出来之后，我就在想，早上还和导师约好了要去做实验呢，怎么办呢？于是我就给系里面的秘书打了个电话，说：“你和Bob说一下，我今天去不了了，Calvin已经出生了，我现在在医院”。Bob过了很多年，还常和别人说起这段故事。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上午10点多钟，一个非常漂亮的大花篮就被送到了我的病房。那是我们实验室的同事们送过来的。他们对我一直都非常支持。在孩子就要出生之前，他们为我举行了baby shower（为即将出生的婴儿举行的送礼聚会）。我那个时候也不太懂baby shower。我们实验室的人背着我筹集一些钱，送了我很多很多礼物，让我特别感动。Calvin满月的时候，我开了两个聚会。第一天请中国朋友，我当时那个两居室的公寓里来了四五十个人。第二天请来了我们实验室的人。那些食物也着实让我忙活了一阵。

初为人母，感受非常强烈。以前看到小孩子，是一种礼貌性的喜欢。总是觉得自己的学习和事业是最重要的。等到Calvin出生之后，我就知道了自己非常喜欢小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每个母亲都偏爱自己的孩子。Calvin非常懂事，我想每个见过他的大人都会有同感；他同时也会体贴人。我觉得欣慰的是：他越来越珍惜这个事实——他的母亲是一位物理学家，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以前他小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妈妈是个科学家”这句话听起来不错。等他上中学之后，科学方面的东西接触得越来越多，数学上的计算也越来越难。他遇到难题，会和我交流。如果我不出差，他很放心，因为我可以和他一起讨论问题。我平时也尽可能地把东西方的文化结合起来，与他进行平等的交流。所以我既是他的妈妈，同时也是他的朋友。对于孩子将来希望做什么，我努力不干涉孩子的决定。我让他尝试不同的东西，如果是他喜欢的，我就鼓励他坚持下去。他各方面做的不错。

我和他有一些很愉快的经历。说出来可能都有点让人难以置信。我在MIT第二年，有个本科生和我做了一个学期的研究，可是什么也没有做出来。我觉得我应该和这个学生讲一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思来想去，我觉得还是要和这个人说出来。我和她说完之后，她果然很不高兴，学生当然都希望老师说一些好听的话。这个事情过了，我也挺压抑，就和儿子说：“这个事情妈妈肯定要和她说，但是为什么真的讲过了，我却仍然高兴不起来？”当时Calvin 6岁，才上一年级。他说：“妈妈你看，这件事情有两方面：好的一方面是学生可以改进；不好的一方面呢，她有自己的感受，你不管用什么方式说都会伤害她的感受。”我当时很佩服，6岁的小孩能懂这样的道理，真不简单。Calvin喜欢看电影，我就尽量抽时间陪他去看电影。他小的时候，喜欢看卡通，而我不是特别喜欢。他现在大了，我们可以找到两个人都喜欢的电影。即使找不到，也可以他去看他喜欢的电影，我看我喜欢的。

我和Calvin关系非常融洽。有的时候我会这样想，过若干年之后，我回过头来看，不会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多发表五篇文章？但若是Calvin成长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麻烦，我就会想：我当时为什么要发表那五篇文章而不多花一点时间在Calvin身上？所以说，儿子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如果他有什么重要事情的话，我肯定是尽量满足他。前段时间我要参加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可是他当时学校里面有个演讲。他问我：“妈妈，你那个时候会不会出差？”我说刚好不在，然后他就很沮丧。说：“这是我非常重要的一次讲演”。我就感到特别内疚，和大会的主席联系了之后，把自己的行程作了修改。我的学术演讲之后，立刻就飞回来了。那天晚上Calvin的表现特别棒，25分钟的演讲之后，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也是镇定自若，让我感到由衷的自豪。

九、尾声

最后结尾的时候，再提提季向东教授。大家都应该有他这样的好朋友。89年他从美国打电话告诉我被加州理工学院录取的好消息，06年他介绍我认识了我的“准先生”美国马里兰大学数学系的刘建国教授。我们准备在今年8月共结连理。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五：物理系高海燕教授自述（三）

五、导师与同学

再来谈谈我在加州理工的导师Bob。Bob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当初选择他作为导师也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当时我被加州理工录取，有好几个教授都比较希望我能够加入他们的研究小组。有个教授还特别找了个中国博士后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这个博士后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理论物理学家季向东教授，他当时在加州理工作博士后研究。后来那个教授还专门给我写信，希望我能够对他的研究感兴趣。还有一个老教授也给我写信，希望我能够跟着他做。我当时看了加州理工的物理系教授花名册，Bob的相片是他刚到Caltech时照的，他头发留得很长，妈妈到现在还对长发没有好感。我妈说，你应该跟这个老教授。

到了加州理工之后，我和Bob第一次聊，他说到了自己的研究课题——用极化氦三气体靶来研究中子的结构，神采飞扬。我对极化物理不是特别懂，只是说了自己将来要做极化方面的研究，Bob说了极化氦三靶，是中子的近似靶。我听了以后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入境。Bob的聪明不光体现在物理上，他还很会察言观色。他看到我如此入神，立刻就说：“海燕，看起来你非常感兴趣，让我们就去和秘书谈谈吧！”他马上就带着我去找秘书，意思就是我马上就要跟他做学生了。我当时愿意和他做，但是我也很担心，我是从中国来的，中国特别讲究先和后的关系。比如说有两个教授先和你联系，那么你就应该先给他们一个答复。至少我觉得我当时应该和所有的教授都聊上一遍，再决定我究竟应该跟哪个教授。Bob当时就和我定了，我和后面的教授还怎么有一个谈法呢？

偏偏凑巧的是，Bob和那个极力希望我加盟的教授在一个大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对不起那个教授。这种心态一直存在，我离开加州理工后，这种内疚的心态才逐渐消失。当然，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的选择。

Bob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三点。第一是他对我做的研究，一直给予很大的自主权和发挥的空间。他放心大胆地让我去做。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对待自己的学生一直采用的方法。当然对于个别遇到困难的学生，我会更多的关注。一般情况下，我还是很放心大胆的让学生去做。第二点，我的导师，他的大门总是向我敞开。你遇到任何问题和他讨论，只要他不出差，不教课，随时随地我可以和他交流。把我的想法和他讨论。

第三点是Bob的物理直觉让我特别佩服。当时就觉得，哇！他为什么这么厉害？！现在想起来，直觉和经验有很大的关系。准确地说，所谓直觉更多是长期从事某项工作的研究，带来的经验的积累。因为你谙熟这项游戏的规则，并且知道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一次，他让我去做一个模拟，当我把模拟的结果拿给他看的时候，他略加思索，告诉我这个结果可能是有一个2倍的误差。我将信将疑，他就拿出一张纸，来给我估算了一下。我回去后仔细一检查，果然犯了一个错误，漏掉了一个系数。把这个条件修正之后，就和他的估测很接近了。时间久了，我就明白。当然我的导师是公认的核物理界的权威。

Bob对我一直非常支持。我在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做实验时，孩子生病了，我想飞回加州照看他。Bob二话没说，就打电话让秘书给我买机票。我当时非常感激他的支持和体贴。当自己做了教授，开始管理研究经费时，这种感激是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遇到自己的经费不足的时候，我就会时常想起当年孩子生病，导师买机票的事，看起来很小，其实不是特别容易做到。另外Bob的性格也很风趣，非常开朗。

我在研究生院的时候，还有两个人对我影响特别大。一个是Cathleen Jones，是我师姐。她是个非常要强、独立的女性。遇到困难不灰心，仔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案。同时她又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她喜欢跳舞，喜欢烹饪。另外一个是Besty Beise。她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怎么做人方面。比如说一个大型实验里面，有来自不同学校，各种各样的人。那么你如何与别人和睦相处，共同达到这个目标。我还和两个博士后合作的非常愉快。一个是Wolfgang Lorenzon。如果他的肚子饿了，他会发火；如果我的肚子饿了，我也会发火。另一个是Tom Gentile，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实验物理学家。当然我从其他人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但是这四位应该说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我在加州理工的这四年半算是和他们都有重叠。

我在研究生院四年级的时候，得过一个奖。那是西南四省的Ou You-Yi奖学金。这个奖每年发给一位访问学者，一位研究生。当时导师和Betsy给写了推荐信。拿到奖学金之后，我买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毕业答辩进行得很顺利。原定2个小时左右的过程，到了50分钟就结束了。我记得一个现在已经过世了的做中微子的老教授，问了我一句话，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意思就是说，我接下来会怎么做。其他教授也问了一些问题。

加州理工学院毕业之后，我就去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滨学校(UIUC)。导师是Roy Holt，他得到了05年美国物理学会核物理的Bonner Prize，吴健雄女士也是此奖的得主。从他那里，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如何去选择好的题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Roy特别会用人，这也是我在不断学习的。Roy常说的一句话是：在一个大的公司或是机构里面，如果一个人在A这个位置上做不好，你不妨让他去尝试B位置，而不要立刻就把他炒鱿鱼。他的意思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知人善任，根据下属各自的才能安排不同的位置。而不说做不好我就开除你。另外他自己特别喜欢看一些讨论领导才能的书籍。

六、麻省理工学院和杜克大学执掌教鞭

两年博士后的日子转瞬即逝，我受聘来到了阿贡国家实验室。当时还拿到了一个学校的教职，我选择阿贡是因为它核物理研究的水平是第一流的，核物理方面的知名教授大部分与阿贡都有一些联系。比如Bob就在阿贡做过博士后研究。从我导师的小组里面前前后后毕业的学生在阿贡的有很多。96年8月1日我开始上班。到了秋季麻省理工学院(MIT)就开始有教授的空缺位置。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开始申请。

当时竞争这个教授职位还是很激烈的。最后范围主要集中在三个候选人：一个是我，一个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助理教授，一个是欧洲CERN过来的女科学家。在 MIT的时候，我给了一个演讲。当时心态比较放松，不是特别有压力。主要还是因为我在阿贡已经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所以对这次面试看得不是特别重。而且在 MIT的那些教授，通过种种途径，我都已经或多或少的认识了。比如说有个教授是Beise的导师，通过Beise，我就已经听到过他的很多故事了，我的大师兄Richard Milner已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还有教授在不同的会议上也都见过。这些相互的联系使得我获益匪浅。

差不多到了97年3月份，我知道自己拿到了这份工作。97年秋季就来到了波士顿。在MIT，最大的一个转变是开始要教书。我觉得刚开始压力比较大主要和教学有关系。因为自己知道和去讲给别人听是两回事。只有当你去讲给别人听的时候，才意识自己原来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比较肤浅的。这些年我一直觉得教课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事情。自己看得很重，也投入了很多时间。

研究方面也是个不小的转变。以前在阿贡，我是一个小组的项目负责人，这个小组已经有两三个博士后，所以在人员配置方面不用我操心。到了MIT之后，我要白手起家。招学生是个很大的挑战。尤其对于一个刚开始学术生涯的年轻教授来说，如何吸引学生到你的组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中国学生选择导师时往往有这样的想法：我要找一个有名的，事业比较成功的教授。我那么年轻，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挺担心的。MIT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她的体制是鼓励学生去找研究工作更加活跃的教授。年轻教授往往就比较活跃。所以我很快发现自己做得不错。我在MIT一共五年时间，在第四年的时候，就已经带了7个博士生了。用任何一种标准来衡量，都算是很出色的。

这里面老教授对我的支持不可或缺。你想，光是招来了7个学生，在经济方面如何支持他们？当时我们组里面，有5位资深教授，我的资格最浅。而整个大组里面，从整个国家能源部给的资金来说，我使用最多。

我觉得在大学里面做教授和在国家实验室作研究人员还是很不一样的，在大学里面，你既是研究人员，还是老师，同时还是一个管理者。管理自己的人员，管理经费——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个会计师。在MIT这点感觉不是特别深，到了Duke以后，自己理财更多了。可能也是我是独立的实验室管理人员了，人员也不少。所以你还需要有经济方面的头脑来管理好整个研究基金。

我一直比较佩服的人是学术上作的很好，同时为人也很谦虚的人。这是我很看重的。在MIT物理系，一个教授是我去之前得了诺贝尔奖，一个教授是我在的时候拿了诺贝尔奖，后来我走了之后，还有一位教授拿了诺贝尔奖。他们都非常平易近人。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些同事们有怎样的自大的心态。他们总是用很平和的心态与别人相处，所以也就赢得了别人的尊重。你和他们相处时，你想的更多的是，他们是我的同事，而不去想他们获了诺贝尔奖。起码我自己没有这样的心态。亚洲的文化在很多时候喜欢把人给神话。我觉得对于诺贝尔奖获得者，“佩服”是一个比较准确的词，但是没有必要去盲目崇拜。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美国的诺贝尔奖很多吧。

来详细谈谈在MIT教书，和学生打交道的经历吧。在MIT，我没有遇到什么学生让我特别惊讶。或许可能也是我教的时间不够长。不仅没有发现，我发现学生在数学和物理方面的基础层次不齐。有很好的学生，但是总的来说，我很惊讶他们普遍的基础很薄弱。我教过大一的物理，我当时都不能想象，为什么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数学底子这个样子。

我觉得要是说基本功的训练。国内名牌大学的训练绝对远超过美国名牌大学学生的底子。总的来说，美国高中的教育是有很多问题的，但是四年的大学，能够在水平层次不齐的人中，培养出那么多优秀人才，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美国的高等教育毫无质疑在全球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我觉得这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给学生充分的自由度来发挥的做法尤其值得我们学习。也许用传统的观念来看，有的学生不是一个好学生，他总是有很多题目做不出来，他考试的成绩总是平平，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他有没有自己的想法？他能不能根据自己的想法，结合自己的长处，去脚踏实地地做一些事情？

我来杜克的第一年，教物理181课程——理论力学。感觉简直就是棒极了！这个班的学生非常与众不同。第一，当时一般是大二的学生来上这门课，结果很多学生一年级就来上了。第二，好几个学生都是双专业或是三专业的。既修数学，又修物理、化学、计算机等等。这些学生不仅成绩好，而且还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 Billy Hwang就是最优秀的人（注：2005年罗兹奖学金得主，现就读于牛津大学）。这门课算是物理系的专业课，就是说选这门课的学生基本上都会成为物理专业的学生，我总的感觉这些学生比我在MIT看到的学生要好很多，这让我特别惊讶。我和他们相处得也非常愉快。后来我发现，那一年比较反常，因为好学生特别集中。这门课第二年、第三年我又教了两次，发现水平就没有第一年那么好了。总的来说，我觉得杜克的物理系本科生水平不比MIT的差。

再来说说招学生吧。我觉得学生的兴趣和基础要并重。如果一个学生说，我非常喜欢物理，但是我从来没有上过物理系的课，如果让我招这个学生，这就比较冒险。有了兴趣和基础之后，我就要看这个学生是不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要看他（她）有没有做过一些研究。做过研究的话，就要看他的老师对他的评价。所以推荐信在过了基本线之后就看得很重。对我个人来说，我比较看重这个学生是不是喜欢物理，是不是执著，同时是不是愿意坚持不懈、脚踏实地的做事。我觉得到了杜克也好，到了MIT也好，学生的智商不会差很多。接下来为什么有的学生做的很好？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个学生是不是喜欢他（她）做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如果不喜欢你做的事情，加之这个事情又不是那么容易做，花的时间也长——通常是五六年，那是很苦的一件事，你不喜欢肯定也做不好。所以我比较注意这一点。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五：物理系高海燕教授自述（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