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背景:王帆,北京人,现任杜克大学细胞生物学系助理教授。1988年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93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专业攻读 博士学位。师从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理查德•阿克塞尔 (Richard Axel) 。1998年博士毕业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 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著名发育神经生物学家马克•特希尔拉维尼 (Marc Tessier-Lavigne) 。2003年受聘于杜克大学。其科研论文曾多次在《细胞》和《神经元》等顶级生物学杂志上发表。在美期间曾获Alfred 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 Whitehall Foundation Award, Klingenstein Fellow in Neuroscience, McKnight Scholar Award等学术嘉奖。实验室主页: http://www.cellbio.duke.edu/Faculty/Research/Wang.html

DCSSA: 王教授,您好。我从您的简历中了解到,您是1988级清华大学生物系的学生。首先能请您谈谈当时选择生物专业的原因吗?

王帆: 对生物学的兴趣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父母亲是航天部的科研工作者。文革的时候他们被下放到河南,不能带我去,就把我送到了地处上海郊区的外婆家,所以我 是在农村长大的。外婆说我从小就对植物动物很感兴趣,她教我的花名菜名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可以说我从小对大自然就有一种亲切感。

文革结束以后,我和父母亲都回到了北京。 上学的时候成绩一直都很好,所以老师都比较喜欢我。我的学习兴趣较广,小时候很喜欢文学,到了中学以后开始迷上了科学。我中学的生物老师马震生对我影响很 大,她经常带我看一些科普读物,做一些有趣的实验。我逐渐学到了基因,遗传密码等生物学知识。就觉得生物这个学科非常有意思,也很有发展前途,所以就选择 了生物科学,并在1988年被保送进入了清华大学生物系。

DCSSA: 大学的生活往往让人终生难忘,如果让您回忆在清华园的日子,您首先会想起什么?

王帆: 1989年,大学一年级碰到的那场风波吧,那是难以忘记的回忆。动乱结束了以后有一个迷茫期,大家都不知道接下去要做些什么了。清华生物系虽然当时很年 轻,却一直有出国留学的传统。我们复系时,第一任系主任是蒲慕明老师,系里面上课用的都是英文的教科书,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外国的生物学研究非常的先进。我 这个人一直都相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真心喜欢做科研,也早早树立了要出国深造的理想。动乱完了以后,大家就觉得国家的大门突然间要关上 了,于是就特别的担心。记得在一次总结那次事件的会议上,很多人讲完了,最后轮到系主任赵南明老师发言。赵老师说,“我也不想多说了,你们也都听了很多 了。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吸取教训。但是我最后想强调一句话,那就是我们系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不会变的!” 这句话在那个时期对同学们真是莫大的鼓励。

还有就是后来张孝文校长讲的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张孝文校长是一个很好的校长,他讲的很多话我可能都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一句,那就是“人的一生中会有很 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这种时候感情要粗糙一点”。 意思就是说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想开了就好,不要太计较了。他说这句话会对我们很有用的。确实,这句话让我受益终身。

DCSSA: 我听说在大学的时候,您已经在学术上开始展露头角,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小有名气,能具体谈谈当时的情况么?

王帆: 有么?没觉得啊?(笑)所谓的展露头角可能就是谁读的书多,谁的成绩好啊之类的吧。我觉得我一生都有一些很好的老师帮助我,我本科时候的导师是周海梦老 师。周老师是邹承鲁院士的得意门生,他非常敬业,对科研充满激情。本科生进入周老师的实验室之后一般都有一个已经成型的研究课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周老 师对我特别的放任,他让我自己去找课题。我愿意做什么,他就让我做什么。自己找课题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周老师就让我到中科院 生物物理所去看一些国外的科学杂志,比如《科学》,《自然》等等。

周老师给我的这种思想层面的自由是很难得的。那种感觉就像是第一次跨入了科学殿堂,看什么都非常新鲜。但是同时,我也感到不知所措。毕竟我是本科生,还缺 少对文献判断和识别的能力,所以在兴奋的同时也觉得很迷茫。周老师实验室主要是做酶学的,用酶变性失活的办法去研究蛋白质的构象。我集中精力主要研读这方 面的文献,其中大多数是英文文献,一开始也觉得很吃力。但我就强迫自己去理解,然后再思考自己课题的设计。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的那个课题是非常难的。那 时候生物学家希望有一天,只要知道了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就有办法推断它的三维结构。实际上后来我们了解到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直到现在,要解出一个蛋 白质的三维结构对于结构生物学家而言还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DCSSA: 这么难的一个课题是不是反倒启发了您对科研的兴趣?

王帆: 正是这样。我们知道,从DNA到mRNA,再到氨基酸序列,都遵循着一个基因编码的规则。但是从氨基酸序列到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就突然找不到这样一个普适的 规则,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段研究经历让我发现,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科学家在合力研究着各种各样有趣的本质的生命现象。我觉得突然眼界就开阔了 起来。

DCSSA: 毕业以后,您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并且后来进入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阿克塞尔的实验室。您当时是怎样加入这个实验室的呢?

王帆: 加入理查德的实验室是阴差阳错的一件事,我并没有一开始就认准这个方向。

你想当时就要出国了,爸爸妈妈为了我出国也不容易。那时候家里也不富裕,为了我出国也就竭尽全力了。家里的钱都换成了美元,去买了机票什么的。费了那么大 的劲,爸爸妈妈就觉得我应该做一些重要的研究,要么解决癌症,要么攻克艾滋病。(笑)那毕竟是玩笑话啦,其实刚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以后,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些 什么。本科时候课本上学的东西毕竟还是太少了。后来,我就先到一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实习,主要学习一些基本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手段。做了一段时间,发现兴趣 不大,觉得这么做下去永远也攻克不了癌症。(笑)后来基因敲除技术就火起来了,敲除了一个基因往往就是一篇很重要的封面文章。我就想学这个最先进的技术, 于是就到了第二个实验室实习。做的也很辛苦,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可是还是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兴趣。我这个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兴趣。有了兴趣以后,就处于那 种 “无须扬鞭自奋蹄” 的境界。不要别人督促,自己就去把事情做好了。

后来我上了理查德•阿克塞尔教的一堂课,他当时讲的是G蛋白耦联受体的信号传导通路,用的是光受体的例子。他讲的非常好,每个细节都解释的清清楚楚。讲完 以后他就问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他讲的那么清楚,我们怎么可能会有问题?所以大家都没有提问。理查德就等了一下,还是很希望大家提问的样子。结果大家还是 没有问。后来他就很失望的说:“难道你们就没有一个人想知道这个信号传导通路是怎样被科学家们发现的么?” 当时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作为博士生不应该再和以前一样,被动的去接受知识,而是要换一种思路,主动地去创造知识。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和理查德谈一谈,要去 他的实验室作个实习。我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正是理查德实验室的科研成果最激动人心的时期。大家知道理查德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和他的博士后琳达•巴克 (Linda Buck)在90年代初期发现了嗅觉受体基因家族。这项工作是划时代的,它在嗅觉研究方面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可以说那几年每过一段时间,实验室都会有 重大的发现。我进入实验室不久之后的一天,理查德从显微镜室看完一个博士后的试验数据,出来之后他那种兴奋,激动的表情我真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那个 场景我终身难忘,那是第一次我发现科研可以给人带来这么多的快乐,让人如痴如醉。在接下来的实验室会议上,他眉飞色舞的描述了这项工作的意义,迅速点明了 未来的实验方向。他的思维层次是当时的我无法企及的,但是我深刻的明白他已经把我带到了当代科学的最前沿。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所受到的训练真是让人难以置 信。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女学生,到一个科学的探索者,这个转变,我是在理查德实验室短期内完成的。

DCSSA: 理查德•阿克塞尔是一位神经生物学领域的世界著名学者,可以想象进入他的实验室难度之大。您是如何打动这位世界级学者的?

王帆: 理查德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他看上去很凶。(笑)所以大家都很怕他,新学生可能都不太敢去找他。有几个学生给他发了电子邮件,说想去他实验室实习,他没有 回信,于是学生们都陆陆续续的打了退堂鼓。刚才说过我听了理查德的一堂课,下课以后我就追上去和他说,“阿克塞尔博士,我能不能到你的实验室作一个实 习?”他就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很严肃的说了一句:“从来没有人这么叫过我”。(笑)然后他就问我想加入他实验室的原因。这个原因有好几个。一个刚才提到 了,他课讲的很好。第二个就是他非常有名气,学生都很敬佩他。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系开设了一个讲座系列,从世界各地请来优秀的学者作学术报告。学 生在报告以后可以和这些学者座谈。有一次,有个学者在和我们座谈的时候就问,“你们这里有没有来自理查德•阿克塞尔实验室的学生?”。当时恰好没有,这个 学者就接下去说,理查德太聪明了,他克隆嗅觉受体的工作简直是漂亮的让人难以置信。正是这个学者的这番话促使我去读了理查德•阿克塞尔和琳达•巴克的那篇 经典文献,从此我就被理查德的智慧折服了。所以我并没有特别的想用什么办法去打动他,当他问我为什么想去他实验室实习的时候,我就老老实实的讲到了上面三 点,理查德也就高兴的同意了。

DCSSA: 理查德•阿克塞尔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位博士后俞从容写了一篇文章《与诺贝尔奖得主共事》,其中就讲了很多关于理查德•阿克塞尔的故事。那么能请你谈谈您对理查德的印象吗?他是怎样指导你的科研工作的?

王帆: 谈到理查德,那真是有太多太多的回忆了。我可以几天几夜的和你谈论他,但是你要让我一句话总结出来是很难的。可以说理查德是一个绝对的天才,独一无二。他的那种影响是潜移默化,根生蒂固的。他从来不指导试验的细节,而总是高屋建瓴的提出整体设想。

我觉得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对科学的洞察力和渊博的学识。他非常博学,分子生物学的造诣炉火纯青。在他面前,我当时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笑)理查德经常 在实验室和我们聊天,我记得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你有没有读刚刚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那篇关于IGF2基因印迹的文章?那时候我科研工作很刻苦,天天做实 验做到很晚,多多少少就疏忽了文献的阅读,那些不是本领域的文章就读的更少。所以我就回答说没有。理查德就坐在那里把这篇文章娓娓道来,还告诉我们这篇文 章为什么有意思,还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够好,未来的研究方向又是什么。我是完完全全的惊呆了,这个经历就让我知道了要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不能只是看到眼前 的这点东西。对知识要有广泛的涉猎,对本领域外的知识也要知道一些,这样才会做到融会贯通。理查德每每看到好的文章,就会在实验室和我们讨论。我受到的很 多教育都是理查德通过这个方式给予的。为了博得理查德的欣赏,实验室的人后来都喜欢去读最新的科研文献,然后去和他探讨。我也是一样,于是乎不知不觉地就 读了很多文章。有点像和武林高手过招的感觉。(笑)他教你一招,你就知道自己差的很远,然后到一边去修炼内功,过几天不服气了又再去过一招,还是差得很 多。这样一来二去,你的功力也就提升了。

理查德对我的影响还在于他重塑了我的哲学观。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严肃的思考过最本质的哲学问题。比如说,什么是意识?人类的思想从何而来?理查德对这些 抽象的哲学问题很感兴趣,他会把这些深奥的问题具体化,并且试图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去寻求答案。和他一起共事,你会感到你所从事的科研工作不仅仅只是在解 决一些很琐碎的具体问题,而是在为了一个很伟大的目标,为了一个很崇高的理想在奋斗。

DCSSA: 您的博士生涯真是一段幸福的时光。能否请您结合自己的个人经历给博士生选择实验室提一些建议?

王帆: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兴趣。理查德的研究让我觉得激动人心,所以我博士读的很开心,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被逼着刻苦工作。在这五年中,我读了很多,想了很多,真 正的在科学领域入门了。这种感觉很好。事实上,在选择实验室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预测博士生阶段的课题能否获得成功的。你是做的顺,还是不顺,没有人能保 证。科研就是这样,很难预测未来的成败。如果对自己的课题失去兴趣,那是非常痛苦的,甚至会觉得寸步难行。反过来,如果你有兴趣,那么即使是两三年都没有 文章发表,你还是会很有自信地去找出办法来解决问题。一句话,兴趣让科研充满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