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财经媒体之一《21世纪经济报道》最近刊登了对杜克大学社会系高柏教授的专访，探讨中国的发展模式。本站全文转载。

“中国发展模式必须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无疑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但对其含义的理解在各个学派之间却存在着显著的不同。29年前，当中国打开国门，利用自身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加入全球分工链条的时候，无疑是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思路。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深化，对此模式所引发的种种后果在国内外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争议，“衬衫换飞机”是否仍将是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基本发展态势，对此社会各界有着尖锐对立的观点。

在中国出口迅速增长，国家财富大量涌现的同时，自主创新、立足国内开始成为了政策的主流。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呢？我们到 底应该如何去看待原有的发展模式呢？为此，本报特别策划了此系列，希望从学理和实践等层面来剖析比较优势，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并讨论中国下阶段发展目标的 设定以及方式方法的选择。也希望可以抛砖引玉，引起各界人士对此内容的探讨和分析。文章欢迎读者来信交流，

。

6月19日，财政部等国家机关宣布从7月1日起对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税率进行调整，这是中国政府为了缓和贸易顺差，减少贸易摩擦的最新举措。随着中国世界工厂模式的确立和发展，一方面是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则是国内外的种种相关问题，例如贸易摩擦、污染等。

在学者们为了解决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失衡而开出种种药方的时候，无法忽视的就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形成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这种以大进大出，参与国际分工的 模式，曾经有效的开发了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廉价劳动力，使得人多在中国更多的被看作成一种资源。而这一切的背后就是比较优势理论思维。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高度互动，而且复杂程度大大加深，一边发展一边转型，这对未来的战略有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分析中国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优劣，本报此次特刊登对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高柏的专访，以飨读者。

比较优势的社会建构

《21世纪》：目前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的增长势头，外贸发展很快，但贸易顺差引起的国际贸易摩擦也比较多，最近政府也下调了一系列商品的出口退税，那么在您的眼中，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是遵循了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

高柏：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发展模式直接采纳了比较优势的理论，对外开放从沿海一下扩大到内地,产业也从原来有限的几个扩展到很多产业，甚 至服务业。1992年以后，外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跨国公司迅速进来抢滩布局，所占比重大幅上升。加入WTO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这个说法开始 出现。过去这十五年中中国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依靠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参加国际分工，依靠国际市场的需求来促进中国国内的就业和经济增长。

《21世纪》：您刚才提到了中国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而我们也知道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和比较优势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您看来，应该如何认识这个理论呢？

高柏：比较优势的理论对中国实现从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向优先发展轻工业的转换，以及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解决国内大量人口就业和经济增长而言，有重要的影响。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后果，要求我们对此进行反思，选择一种新的发展道路。

首先，我们谈一下比较优势的性质。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比较优势就是自然禀赋，即一国生产要素的配置，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等。按照比较优势的理论，如果各国都生产利用本国丰富要素的产品并相互进行贸易，各方均会受益。

但是，如果我们从几个其他学术分支或理论流派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较优势的性质则更为复杂。从经济社会学里新制度学派的视角来看，经济理性是被社会 地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出来的，它受人的认知的影响。就比较优势而言，根据该学派观点，只有当中国人自己和中国人的外国贸易伙伴共同认为廉价劳动力是中 国的比较优势时，它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目前国内和国际上对于中国比较优势的认识存在一个认知差距。国内更多地强调劳动力廉价这一侧面，而国际上看重的不 仅是其廉价，而且也包括其优质。中国劳动力的优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二是比较有纪律。当然,优质廉价劳动力在这里指的是中国与他国 相比时的绝对数字,并不是在中国总人口中的相对比重。这个认知差距看起来似乎很小，但在实际中，它的影响会有很大的不同。

经济学内部关于贸易的基础也有不同的看法。杨小凯(杨晓凯新闻,杨晓凯说吧)（曾任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教授，曾提出“后发劣势”的观点，2004年病 故——编者注）曾经对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做过很好的梳理。在杨小凯看来，斯密认为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经济活动的效率问题，是专业化 经济的问题。分工是其核心概念。这些概念到了后来被李嘉图和马歇尔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规模经济给取代了。在我看来，经济学这两大传统之间的一大区别在于斯密 的分工理论包含着人主观选择的可能性，而李嘉图-马歇尔的比较优势理论则排斥这种可能性。换句话说,斯密代表的经济学传统与经济社会学的新制度学派在这一 点上有相通的地方。

《21世纪》：可以具体谈谈这点吗？

高柏：我们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两个理论传统在贸易实践中有什么样的不同。资源配置效率说的通俗点就是什么赚钱做什么。在美国有一个说法是，不管做 什么片，计算机芯片还是土豆片，只要挣钱就可以。这是从生产者或投资者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贸易问题。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资源配置效率的意思是什么东西便 宜我买什么。

看专业化分工的效率可以以日本和德国为例。他们强调本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中依靠高技术工人和工程师之间的紧密合作生产高附加价值产品。他们不是靠低价格 来竞争，而是靠产品的质量来竞争。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的比较优势完全可以被不同的社会进行不同的建构。假如认为资源配置最重要，那肯定要强调廉价劳动 力。如果相信分工的重要，在国际分工体系里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那就需要自主创新。

从一国如何参与国际贸易才能获得最大利益这一特定命题出发，斯密的分工理论，熊彼特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以及当代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可 以视为一个彼此呼应的,与主流经济学强调以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截然不同的经济学传统。斯密强调分工对贸易的意义，到了熊彼特等于是为分工提供了一个 基础,强调以创新为基础的分工，迈克尔·波特则把创新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支撑进一步操作化。如果从这一理论视角看比较优势,我们的观点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21世纪》：那么对比较优势的不同看法对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思路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高柏：为什么说认知重要，为什么说认知因素影响比较优势，为什么说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这对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有很大的影响？作为熊彼特意义上 的企业家，与一个商人挣钱，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商人可以是什么挣钱干什么，这正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本义，而熊彼特讲的企业家是需要一种品格的。从资源 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研发在成功之前对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价没有大的好处,因为投资者关心的是短期的股价,而研发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太大。反之,无论是德国和 日本这种所谓的“工匠型”国家，还是华为、奇瑞和阿里巴巴这些国内创新型企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自身定位在贸易分工中的高附加价值一端,然后绝 不因为一时资本回报率低这一资源配置的原因而轻易放弃这个定位，把追求这个定位当做一个使命来追求。

去年夏天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当客座教授时特别想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外包是否也对日本的就业形成了大的威胁,因为在美国近年来人们一直强调外包对国内 就业的冲击。我从媒体上感觉好像日本人没太把外包当作是一大威胁。去了后看了很多出版物，包括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同样是讲外包，同样面临国际竞争的 压力，日本企业的做法跟美国企业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日本企业把技术当成是命根子，如何保护技术是考虑外包时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而外包也往往是通过自己 本公司在外设厂来进行的。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