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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九:数学系高级程序师于云良博士

编者按:和于博士的对话,让编者深刻感受到一个对自己工作极度热爱与沉醉其中的人,在资料整理过程中,编者统计了一下,于云良博士一共提到了32次“兴趣”。 “有了兴趣,你才能把最小的事情做好,而且不感到无聊。”――于云良博士 人物背景:于云良博士,山东大学数学学士,杜克大学数学博士,现任杜克大学数学系高级系统程序员。86年来到杜克攻读数学博士学位以来,在杜克已经工作了21年。其酷爱计算机,尤其是网络安全和数据库。是杜克最早期进行校园网络安全建设的成员之一,近几年更是独立创建了多个与学术工作申请相关的数据库,包括facultydatabase.org, academicjobsonline.org, mathjobs.org等等,收到很好的评价,并由此获得今年的杜克校长奖,成为有史以来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 DCSSA:首先恭喜您获得今年的杜克大学校长奖,据我所知,这是杜克大学工作人员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和奖励。 Yu:是的,我也感到很意外,可能学校觉得我做的东西还挺有用的吧。(笑) DCSSA:我专门去查了一下,发现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要从杜克大学几千名工作人员中脱颖而出,应该说是很不容易。 Yu:好像是第一次。 DCSSA:大家可能对各系的教授比较熟悉,像您这样干“幕后工作”的中国人,在杜克大学很多吗? Yu:是的,除了大家熟悉的教授外,在杜克大学其实还有非常多辛勤工作的中国人,尤其是你们医学中心,我就认识很多在那里工作的中国朋友。 DCSSA: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求学经历吗? Yu:我一直是学数学的,以前是在山东大学毕业的,然后86年过来(杜克)读数学的Ph.D,91年毕业。说起来很有意思,以前我学的是纯数学,我做的方向呢,很多计算都需要使用计算机完成,使用计算机多了以后,我就对它非常感兴趣。因为(当年)在山东大学的时候,计算机非常落后,有同学戏称叫“打孔机”,简单来说,当你输入不同的值,在胶带上就会打上不同的孔,然后计算机再读取不同的孔的形状,得到你想输入的信息,非常原始,因此要运行最简单的程序,也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因此来了这边以后,发现这边计算机硬件好一些,因此比较痴迷。我最后做的毕业论文需要很多的运算,为了优化算法,我东试试,西试试,这样就对整个系统非常熟悉了。然后毕业以后,我就决定留在系里搞计算机了。 DCSSA:我在看您资料的时候,就是很好奇,学数学出身的人,怎么选择了做数据库当作自己的职业。 Yu:(笑),当时写毕业论文要是不用计算机,我肯定也不会做这个了,算是个机缘吧。 DCSSA:当时学计算机热门吗? Yu:没有,当时还挺冷门的,我完全是自己的兴趣。其实在写论文之前,我对计算机就很有兴趣了,当时系里有几台计算机,我经常就是星期天的时候,早上8点过来,下午到5,6点回去。其实也没干什么正事,就是写点Basic程序,有时候弄个小游戏啥的。经常回家才发现一天都还没吃饭,完全忘记了。(笑)现在想想,人的兴趣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因为计算机编程其实挺枯燥的,有时候被卡住了,几天也弄不好,心情也不好,但是一旦解决了问题,兴趣一下又提高了。 DCSSA:当时数学系Ph.D毕业以后一般什么去向呢? Yu:当教授,去公司都都有,去华尔街工作的也很多。 DCSSA:当时就很多去华尔街了? Yu:是的,当时其实学数学的去华尔街工作非常火爆。 DCSSA:既然这么热,您当年没想过也去华尔街,多挣些钱? Yu:完全没想过,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学术,同时一定要做自己感兴趣的。华尔街待遇是不错,但是做的东西我不喜欢。 DCSSA:当初怎么决定留在杜克大学的? Yu:当时我们数学系一共有8个中国学生,大家关系非常好,总是一起买菜,一起打球,一起看电影。另外,系里对中国人也非常友好,特别信任我们中国学生。总之,当时的环境是很不错的,我当时也比较了好几个公司,但是发现这里才是工作最顺心,能为系里做点贡献,而且完全做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我觉得很好,就留下来了。 DCSSA:您这次得奖主要是靠最近开发的两个找工作的数据库,那在这个之前您在做什么呢? Yu:之前,其实一直在现在,我的日常工作都是系里的计算机系统管理,现在网络发达了,管理任务也更复杂一些了。系里也有另外一个人和我一起在做,我有空的时候就做一下数据库。同时,我对网络安全也一直很有兴趣,在杜克建网络安全系统,我也算元老了。(笑) DCSSA:如果我没算错,从您86年来杜克求学到现在,您在杜克大学待了21年了吧?没想过换个环境? Yu:到现在还从来没想过离开,主要是工作得很顺心,现在有时还工作到半夜2,3点,兴趣使然吧。(笑) DCSSA:家里人不会抗议吗? Yu:所以这个就要等小孩都睡着了才开始干。 (笑) 数据库工作量很大,像我建的这两个(找工作的)数据库,从开始到初步完成,每一个都要用3000多小时来做。这些都是很大的项目,一个人做的话,你就得极其努力地工作。 DCSSA:全部是您一个人做的? Yu:是的,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所以呢,如果没有兴趣,绝对做不了。你们医学研究也是一样,比如癌症疫苗,也是要反复做,不断重复才能有一个结论,所有行业都是一样的。 DCSSA:没错,我们经常实验要重复很多次。 Yu:计算机也一样,我有一次debug一个程序,用了整整两个礼拜,结果发现是其中一行少了一个字符。这种事情很平常,有了兴趣,你才能把最小的事情做好,而且不感到无聊。 DCSSA:您怎么能够20多年保持对一个东西如此强烈的兴趣呢? Yu:应用性,我就是喜欢做一些有影响力强的东西,例如我做的这个数据库,现在已经有超过12万人在使用,包括很多顶尖的大学,所以影响力很大,我自己成就感也比较强,至少你知道,你做了一些好的事情,是吧。我觉得这是我保持兴趣的基础。 DCSSA:说到您做的数据库,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Yu:其实就是一个在线提交找工作申请的一个系统,这给系里的老师节约了很多时间,比如我们系,以前负责人都是周末来,拿出材料一个一个地翻,现在每年有6,7百人申请,一个个翻显然不现实。有了这个系统,就方便很多,排序,过滤等功能帮助他们省了很多时间,他们都给我说现在在家,坐在沙发上,就把工作做完了。(笑) DCSSA:现在网上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找工作的网站,比如monster,careerbuilder之类的。您这个数据库有什么特别的? Yu:现在社会上的主流网站只能让申请人上传简历,然后学校可能来发表招聘信息,然后搜索简历,仅此而已,我做的数据库主要是针对教育系统的,求职人不仅可以提交简历,还可以提交发表文章,授课记录等等,最重要的,他们可以在线提交推荐信,这是教育系统求职的一个特点,外面的公司就不需要这个。 DCSSA:好像我们申请杜克Ph.D的时候也使用了类似的在线系统。 Yu:没错,就是这个,很相似。 DCSSA:下一步准备怎么改进呢? Yu:下一步呢,就是想建立一个更加系统的数据库,让求职人更省事,比如,你要申请20个学校,你只需要把你所有的文件上载,然后学校A要这些,学校B要那些,都分别打勾,然后就一次都完成了,不用再给20个学校分别上传材料。 DCSSA:这个确实非常好,相信对学生申请的帮助也会不小。最后一个问题,看您的网页,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您非常幽默,因为上面有很多笑话,比如您的工作时间写着:“每天24小时工作,今天除外”。另外,您对中国传统文化好像非常喜爱? Yu:快乐是人生根本,程序员本来就是比较枯燥的工作,因此一定要学会幽默,学会放松。我每天都去体育馆,游泳或者举重,生活有了规律,工作就会轻松很多。至于传统文化,因为我是山东人,我非常喜欢孔子,平时也喜欢看一些传统书籍,听中国古典音乐。不仅是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我也很喜欢,我对美国乡村音乐非常喜欢,我有几乎所有的美国乡村音乐的CD,正版的。(笑) DCSSA:好的,今天就到这里吧,非常感谢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祝您工作顺利! (采访编辑:李治中,杜克大学分子癌症生物系博士研究生) 00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八:社会系高柏教授—中国的发展模式(下)

发展内生的创新体制 《21世纪》:中国一方面在保持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在管制上游资源的价格,比如水电油的价格,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一些涨价的压力并没有传导到下游产业中去,当然,这对出口有促进作用。 高柏:如果不控制上游价格,中国的生产成本肯定上升,最后肯定要反映在物价里面。由于上游企业大量是国有企业,对上游资源的价格管制等于是一次变相的 再分配。它减少了国有企业的收入,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用这部分来补贴中国的出口和就业。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的交易。 目前中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中国有大量的人口,必须依靠国际市场的需求来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这个模式如果实行长期下去会有严重的国际政治经济后果,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21世纪》:那在政策上怎么办呢? 高柏:按照比较优势继续发展还是选择竞争优势自主创新?如果你把这二者绝对化,那它们是相互矛盾的。假如沿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好像一旦要搞自主创新,就意味着政府要动员所有的资源为此服务,别的都不管,那这两者肯定矛盾。 但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非是这样。首先政府现在掌握的资源比过去大得多。其次,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政府政策中的重中之重,不可能因为要发展自主创新,影 响就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都不要了。实际上,这两者可以并举。一个开放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干预与计划经济中的政府干预完全不同。在计划经济中,政府的全部 资源都被计划控制。而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可以集中一部分的资源做最想要的,与此同时允许其它部分自由发展。另外,自主创新不一定非要以政府决定企业 在竞争中输赢的方式来进行。把政府资源通过行政手段分配给一两个企业以培养冠军的方式,既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又会催生垄断损害消费者利益。 中国现在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到了一个财富迅速增长的时期,这笔钱花得是否聪明对未来具有很大的意义。 《21世纪》:也就说中国需要现在为未来进行投资。 高柏:你趁手里有钱的时候不干这个事,那什么时候干?中国把钱花在产业的升级换代,为自主创新搞一些基础性建设,现在是最佳时机。这与发展社保和大幅 度调整农村政策是同一个道理。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日元急剧升值时犯的一个错误就是错过了一个大幅度调整发展模式的好时机。 《21世纪》:假如中国继续在这些基本的投资上倾斜,将来可能形成一个什么新的增长模式呢? 高柏:思考中国模式一定要跳出东亚模式的框框。在关于发展模式的国际学术文献中,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是与比较优势有关的两个针锋相对的模式。一提拉美 的比较优势,人们就谈到自然资源。日本和韩国代表的东亚模式更重视竞争优势。这种模式立足于内生的创新体系去发展高附加价值产品,同时尽量限制外资对本国 市场的渗透。 把中国放到这两个参照系里去比就会发现中国和它们的异与同。中国与拉美相似之处在于也相信以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对外开放国内市场并参加跨国公 司主导的国际分工。在这些方面,中国与韩国和日本完全不同。但中国与拉美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国在依靠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积极地进 行产业的升级换代,并于两年前开始向以自主创新政策范式为代表新发展模式的转型。在强调创新这一点上中国模式又与东亚模式相通。现在国际上最担心的就是这 两个特点的结合,这就是为什么萨缪尔森2004年那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那么大的讨论的原因【2004年夏季,时年89岁的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展 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了题为《在李嘉图、穆勒理论视野下,辨析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一文,对自由贸易精神提出了质疑。相关报道参见本报2006年3月6日33版《自由贸易损害了美国吗?》一文——编著 注】。 《21世纪》:这样的转变对制度变革有更高的要求吧? 高柏:这个模式转变的前提就是制度性建设。最简单的比较优势发展模式对制度的要求很低。比如你在广东设厂,招一批农民工做玩具就完了。随着产业的升级 换代,开始造汽车,甚至大飞机、高速列车,做这些东西制度的因素就变得十分重要。这次国内讨论大飞机上马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原有的航空工业体制是否可以 完成这个使命。服务业对制度的要求会更为高,而中国在这方面恰恰是最落后的。 《21世纪》:那您觉得我们现在从过去简单的比较优势转向自主创新的竞争优势,可行性有多大? 高柏:这不是一个是否可行的问题。如今,中国面临的国际局面很清楚。前面有发达国家在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后面一堆发展中国家穷追猛赶。中国必须要为 劳动力不再廉价那一天如何参加国际分工做准备。中国现在是全面开放,外资为很多产业带来了生产技术。本国企业如何把这些技术转换成中国自主创新的能力,哪 些制度会促进这个转换,这是中国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也是学者们要大力研究的课题。 《21世纪》:那您觉得中国政府现在这方面的政策如何呢? 高柏:我觉得现在中国政府的思路基本上是正确的。从汇率政策上看,一方面在调整,人民币在不停地升值。另一方面是升值速度并不是太快。这给所有企业一 个清晰的信号,升值是未来的大趋势。同时,也尽可能为企业争取调整的时间,因为大的结构性调整不是一天半天可以完成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往往伴随着一 个痛苦漫长的制度性建设的过程,速度太快的话是会翻船的。 00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八:社会系高柏教授—中国的发展模式(中)

全面根本性的竞争 《21世纪》:我们过去奉行比较优势理论,经济发展较快。走到今天,这样的发展模式又造成了哪些现实的问题呢? 高柏:我认为主要造成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加剧了国内不平等现象,第二是恶化了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强调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为了保持强化这个优势,就可能会人为地控制工资水准。沿海农民工曾经十年不涨工资, 现在仍然有人主张对最低工资要慎重, 因为一旦工资上涨,国际贸易就要出问题。 实际上,不平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指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那么不平等在中国与比较优势的理论有什么关系? 比较优势理论在两个方面与不平等有关。第一,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外资的工资要高于国内企业。第二,无论劳动力密集型,还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都可 以在中国找到低成本而相对高质量的雇员,像外资银行、保险公司以及汽车全球生产商,它们要雇一个大学毕业生要付多少钱?如果在广东,甚至在内地做玩具,或 者是做衬衣的企业,一个员工要多少工资?这是很简单的算术。在美国,许多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早已经转移出去。而在中国的特定环境里,高科技、中科技和低科 技产业并存,而且都是外商投资的对象,它们之间的工资水准差距很大。随着产业升级换代的进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合格的人才会相对变少,这就使得该领域劳 动者的收入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国际上的研究早已指出外资会加剧受入国的收入不平等现象。 《21世纪》:但是这个跟我们在实际中的政策又有什么关系呢? 高柏:这和政策有直接的关系。这里讲的比较优势影响的不仅仅是贸易政策,它影响的是整个政策范式。在这个范式中,如果政府在解决经济平等方面无所作 为,大量的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没有其它选择,只好接受十年不涨工资的现实。但是你看一看2004年以来的变化,几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的。加紧解决 三农问题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发生短缺,农民工的工资也上涨很快。当政府取消农业税,对种粮进行补贴时,农民工就有了其它的选择,很多人回家 种地去了。政府虽然不能要求资方涨工资,但可以通过政策手段去改变工厂运行的环境,使劳动力市场发生变化,最后工资不得不涨。 《21世纪》:第二点呢? 高柏: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比较优势与从主流经济学看比较优势有很大的不同。经济学假设各个国家在参加国际贸易时自觉地奉行以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比 较优势原则,这完全忽视了实际生活中的政治因素。当一国产业受到贸易的负面影响,这个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定会坚决反对。 中国发展模式跟其它国家相比有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中国是靠积极参加国际分工去发展经济的。中国进出口的近百分之六十来自跨国公司在华企业。 第二,由于中国在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不局限于一个产业,这种发展模式对其它国家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传统上的东亚模式。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曾被西方认 为是最大的威胁,但这种威胁仅仅限于汽车和家电等少数产业。虽然这些产业在西方国家政治中的反日倾向特别强烈,由于数目有限,所以形成不了一种全面的政治 反对力量。 中国则不一样。各产业的跨国公司都想把中国纳入它们的全球生产链。这意味着许多支撑发达国家就业的产业都有可能向中国转移生产。这一方面大大地加速了 中国的产业升级换代。中国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例的迅速上升以及外资在其中的巨大份额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的廉价优质劳动力在所有这些产业里通过外资向中国转移生产过程的形式对发达国家的就业造成了威胁。这将对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以及对 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到目前为止,跨国公司仍然是这些国家在制定对华政策时中国的政治盟友,因为他们是生产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是这种局面将随着中国自 主创新的不断加强发生变化。当中国企业全面加强国际市场竞争力时,中国与跨国公司的利益也可以发生正面的冲突。这一前景无疑是世界发达国家许多企业的心 病。 与此同时,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世界工厂模式对国际资源市场和能源市场的影响也在急剧恶化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可以说,这种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本身有一种不断恶化自身外部环境的内在机制。 00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八:社会系高柏教授—中国的发展模式(上)

编者按: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财经媒体之一《21世纪经济报道》最近刊登了对杜克大学社会系高柏教授的专访,探讨中国的发展模式。本站全文转载。 “中国发展模式必须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 比较优势无疑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但对其含义的理解在各个学派之间却存在着显著的不同。29年前,当中国打开国门,利用自身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加入全球分工链条的时候,无疑是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思路。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深化,对此模式所引发的种种后果在国内外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争议,“衬衫换飞机”是否仍将是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基本发展态势,对此社会各界有着尖锐对立的观点。 在中国出口迅速增长,国家财富大量涌现的同时,自主创新、立足国内开始成为了政策的主流。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呢?我们到 底应该如何去看待原有的发展模式呢?为此,本报特别策划了此系列,希望从学理和实践等层面来剖析比较优势,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并讨论中国下阶段发展目标的 设定以及方式方法的选择。也希望可以抛砖引玉,引起各界人士对此内容的探讨和分析。文章欢迎读者来信交流, guchongqing@gmail.com 。 6月19日,财政部等国家机关宣布从7月1日起对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税率进行调整,这是中国政府为了缓和贸易顺差,减少贸易摩擦的最新举措。随着中国世界工厂模式的确立和发展,一方面是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则是国内外的种种相关问题,例如贸易摩擦、污染等。 在学者们为了解决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失衡而开出种种药方的时候,无法忽视的就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形成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这种以大进大出,参与国际分工的 模式,曾经有效的开发了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廉价劳动力,使得人多在中国更多的被看作成一种资源。而这一切的背后就是比较优势理论思维。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高度互动,而且复杂程度大大加深,一边发展一边转型,这对未来的战略有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分析中国基于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以及由此带来的优劣,本报此次特刊登对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高柏的专访,以飨读者。 比较优势的社会建构 《21世纪》:目前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的增长势头,外贸发展很快,但贸易顺差引起的国际贸易摩擦也比较多,最近政府也下调了一系列商品的出口退税,那么在您的眼中,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是遵循了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 高柏: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发展模式直接采纳了比较优势的理论,对外开放从沿海一下扩大到内地,产业也从原来有限的几个扩展到很多产业,甚 至服务业。1992年以后,外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跨国公司迅速进来抢滩布局,所占比重大幅上升。加入WTO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这个说法开始 出现。过去这十五年中中国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依靠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参加国际分工,依靠国际市场的需求来促进中国国内的就业和经济增长。 《21世纪》:您刚才提到了中国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而我们也知道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和比较优势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您看来,应该如何认识这个理论呢? 高柏:比较优势的理论对中国实现从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向优先发展轻工业的转换,以及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解决国内大量人口就业和经济增长而言,有重要的影响。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后果,要求我们对此进行反思,选择一种新的发展道路。 首先,我们谈一下比较优势的性质。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比较优势就是自然禀赋,即一国生产要素的配置,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等。按照比较优势的理论,如果各国都生产利用本国丰富要素的产品并相互进行贸易,各方均会受益。 但是,如果我们从几个其他学术分支或理论流派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较优势的性质则更为复杂。从经济社会学里新制度学派的视角来看,经济理性是被社会 地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出来的,它受人的认知的影响。就比较优势而言,根据该学派观点,只有当中国人自己和中国人的外国贸易伙伴共同认为廉价劳动力是中 国的比较优势时,它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目前国内和国际上对于中国比较优势的认识存在一个认知差距。国内更多地强调劳动力廉价这一侧面,而国际上看重的不 仅是其廉价,而且也包括其优质。中国劳动力的优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二是比较有纪律。当然,优质廉价劳动力在这里指的是中国与他国 相比时的绝对数字,并不是在中国总人口中的相对比重。这个认知差距看起来似乎很小,但在实际中,它的影响会有很大的不同。 经济学内部关于贸易的基础也有不同的看法。杨小凯(杨晓凯新闻,杨晓凯说吧)(曾任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教授,曾提出“后发劣势”的观点,2004年病 故——编者注)曾经对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做过很好的梳理。在杨小凯看来,斯密认为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经济活动的效率问题,是专业化 经济的问题。分工是其核心概念。这些概念到了后来被李嘉图和马歇尔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规模经济给取代了。在我看来,经济学这两大传统之间的一大区别在于斯密 的分工理论包含着人主观选择的可能性,而李嘉图-马歇尔的比较优势理论则排斥这种可能性。换句话说,斯密代表的经济学传统与经济社会学的新制度学派在这一 点上有相通的地方。 《21世纪》:可以具体谈谈这点吗? 高柏:我们可以用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两个理论传统在贸易实践中有什么样的不同。资源配置效率说的通俗点就是什么赚钱做什么。在美国有一个说法是,不管做 什么片,计算机芯片还是土豆片,只要挣钱就可以。这是从生产者或投资者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贸易问题。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资源配置效率的意思是什么东西便 宜我买什么。 看专业化分工的效率可以以日本和德国为例。他们强调本国在国际贸易分工中依靠高技术工人和工程师之间的紧密合作生产高附加价值产品。他们不是靠低价格 来竞争,而是靠产品的质量来竞争。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的比较优势完全可以被不同的社会进行不同的建构。假如认为资源配置最重要,那肯定要强调廉价劳动 力。如果相信分工的重要,在国际分工体系里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那就需要自主创新。 从一国如何参与国际贸易才能获得最大利益这一特定命题出发,斯密的分工理论,熊彼特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以及当代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可 以视为一个彼此呼应的,与主流经济学强调以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截然不同的经济学传统。斯密强调分工对贸易的意义,到了熊彼特等于是为分工提供了一个 基础,强调以创新为基础的分工,迈克尔·波特则把创新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支撑进一步操作化。如果从这一理论视角看比较优势,我们的观点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21世纪》:那么对比较优势的不同看法对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思路到底有什么影响呢? 高柏:为什么说认知重要,为什么说认知因素影响比较优势,为什么说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这对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有很大的影响?作为熊彼特意义上 的企业家,与一个商人挣钱,这两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商人可以是什么挣钱干什么,这正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本义,而熊彼特讲的企业家是需要一种品格的。从资源 配置效率的角度来看,研发在成功之前对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价没有大的好处,因为投资者关心的是短期的股价,而研发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太大。反之,无论是德国和 日本这种所谓的“工匠型”国家,还是华为、奇瑞和阿里巴巴这些国内创新型企业,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自身定位在贸易分工中的高附加价值一端,然后绝 不因为一时资本回报率低这一资源配置的原因而轻易放弃这个定位,把追求这个定位当做一个使命来追求。 去年夏天我在日本东京大学当客座教授时特别想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外包是否也对日本的就业形成了大的威胁,因为在美国近年来人们一直强调外包对国内 就业的冲击。我从媒体上感觉好像日本人没太把外包当作是一大威胁。去了后看了很多出版物,包括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同样是讲外包,同样面临国际竞争的 压力,日本企业的做法跟美国企业的做法有很大的不同。日本企业把技术当成是命根子,如何保护技术是考虑外包时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而外包也往往是通过自己 本公司在外设厂来进行的。 00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七:细胞生物学系王帆教授专访 (下)

DCSSA: 1998年博士毕业以后您去了马克•特希尔拉维尼的实验室作博士后,马克后来2003年的时候去了工业界,成为了Genetech公司资深副总裁。神经生 物学泰斗,诺贝尔奖获得者埃里克•坎德尔 (Eric Kandel) 对他的评价是 “马克甚至可以领导美国,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 从他身上您学到了什么? 王帆: 你说得没错,马克对实验室的经营很有心得。他会花时间来确保实验室的每个人都过得很开心。他招来的人都有很好的团队精神,他觉得“人和”是极其重要的。另外一点就是,马克是很实际的一个人,他总是想方设法的给实验室的所有人找到一个可行性很高的课题。 刚才提到了理查德对我的很多好的影响,但是,理查德对我也有一点“坏”的影响。在他的层次,他可以做非常有风险的,时髦的,有创造性的实验。他可以接受失 败的打击,只要试验室总体课题的成功率高就好了。从理查德实验室毕业以后,我觉得我有点冒进了,选课题的时候太敢于冒险了。这样在博士后阶段就吃了一点 亏。我博士后前期做的课题,非常前沿,有长远意义,但是当时只有很少的背景研究。虽然我做的很辛苦,却三年多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个时候马克就和我说, “你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别的课题?像琳达•巴克那样能在博士后期间九年如一日不计得失地做一个课题的人是很少见的。大多数的人需要得到正反馈,如果你很长 时间都没有成果,你可能会逐渐对科学丧失兴趣的。你可以先做一些别的容易一点的课题,得到一些结果,这样你心里可能会高兴很多。” 马克说得很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承受多次失败的打击。坚持不懈固然重要,但是如果科研真的那么辛苦却鲜有收获的话,可能很多人就会选择放弃。我听从了 马克的建议,换了一个课题,后来就进展的很顺利。所以我觉得马克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领导者,他知道怎样让实验室的每个人个体利益最大化,从而激发他们的斗 志。我现在管理自己的实验室就是以马克为榜样,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学生和博士后需要成果。我既要鼓励他们去做有风险的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同时也要给他们想好 一个安全的课题作为退路。所以说我的两个导师都对我的成长至关重要。理查德教会了我怎样做科研,马克则教会了我如何经营一个实验室。 DCSSA: 刚才提到了您在一个课题上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却没有得到什么成果。能告诉我们当时的心情么?您又是如何克服困难,很快在另外一个课题上获得成功,并发表了一篇《细胞》论文的呢? 王帆: 我先从当时的课题设计谈起。博士毕业以后,理查德说,你博士后期间最好不要接着做嗅觉方面的研究。因为虽然你在嗅觉领域已经驾轻就熟,但是这样的训练对一 个科学家来说是不够完整的。最好找一个其他方向,这样可以拓宽自己的视野。我对感觉系统很有兴趣,博士后期间就选择了躯体感觉领域。躯体感觉系统实际上是 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它包括痛觉,触觉等等。我们知道在大脑躯体感觉皮层有一个复杂精细的体表感觉投射地图。那么这个投射地图在发育过程中是如何形成的呢? 有什么分子机理驱动这个过程呢?科学界对此一无所知。所以我就想做这方面的研究。马克实验室的研究领域是发育神经生物学,主要研究神经细胞突触定向生长的 机制。于是我和马克商量了一下,他就同意我到他的实验室做这个课题。 结果我们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因为当时基因组计划还没有完成,大量的基因还没有被发现。我们这个课题就等于说要在无数的可能中去搜寻某些个候选基 因。希望这些基因在躯体感觉神经元定向生长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这个实验过程有如大海捞针,我们尝试了无数的实验技术,但不幸最后都碰了壁。后来马克就 果断的让我换了课题。那段时间工作很辛苦,自己又刚刚怀孕。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发现即使有了远大的目标,还是有很多“近忧”。看到实验室别人 发文章,而自己什么成果都没有,真挺难受的,当时也只好“感情要粗糙一点”了。(笑)好在我这个人不是特别容易担忧。那个时候我还是强迫自己对未来抱有信 念,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挺过这个艰难时期。后来就“柳暗花明又一村”,换个课题,运气一转,就顺利做成了。 DCSSA: 很精彩的一个故事,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学到了很多。接下来能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在杜克大学的研究工作么? 王帆: 实际上在杜克我主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搁浅的课题。就是说大脑躯体感觉皮层投射地图在发育过程中是如何形成?躯体感觉神经元定向生长的分子 机理是什么?还有就是触觉产生其感知(受体)和认知的分子机理是什么?在基因组计划完成之后,生物学家就掌握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基因库,一些搜寻基因的实验 技术也逐渐成型。所以我返回头又去做那个课题,一下子就找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候选基因。这个课题忽然间就变成了很有希望,成为了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 DCSSA: 在科研经费申请情况比较困难的现在,年轻的教授如何尽快脱颖而出? 王帆: (笑)现在的情况是比较困难,这确实是一本很难念的经。以我为例,我2003年找工作的时候,当时杜克给我的启动基金是40万美金。我就打电话给理查德, 理查德就说,“这个钱远远不够,你至少要有80万美金!”但是我当时已经和杜克签合同了。所以心里就想,“天哪,我要去哪里再弄剩下的40万?”(笑)在 这个压力下,我就到处去申请别的资助,后来2004年就陆续的就申请到了Alfred 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 Whitehall Foundation Award 和 Klingenstein Fellow。我算了一下,刚好够40万了,这下心里才踏实了下来。 那下一个目标就是申请美国国立卫生院 (NIH)… Read More »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七:细胞生物学系王帆教授专访 (上)

人物背景:王帆,北京人,现任杜克大学细胞生物学系助理教授。1988年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93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专业攻读 博士学位。师从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理查德•阿克塞尔 (Richard Axel) 。1998年博士毕业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 从事博士后研究,师从著名发育神经生物学家马克•特希尔拉维尼 (Marc Tessier-Lavigne) 。2003年受聘于杜克大学。其科研论文曾多次在《细胞》和《神经元》等顶级生物学杂志上发表。在美期间曾获Alfred Sloan Research Fellowship, Whitehall Foundation Award, Klingenstein Fellow in Neuroscience, McKnight Scholar Award等学术嘉奖。实验室主页: http://www.cellbio.duke.edu/Faculty/Research/Wang.html DCSSA: 王教授,您好。我从您的简历中了解到,您是1988级清华大学生物系的学生。首先能请您谈谈当时选择生物专业的原因吗? 王帆: 对生物学的兴趣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父母亲是航天部的科研工作者。文革的时候他们被下放到河南,不能带我去,就把我送到了地处上海郊区的外婆家,所以我 是在农村长大的。外婆说我从小就对植物动物很感兴趣,她教我的花名菜名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可以说我从小对大自然就有一种亲切感。 文革结束以后,我和父母亲都回到了北京。 上学的时候成绩一直都很好,所以老师都比较喜欢我。我的学习兴趣较广,小时候很喜欢文学,到了中学以后开始迷上了科学。我中学的生物老师马震生对我影响很 大,她经常带我看一些科普读物,做一些有趣的实验。我逐渐学到了基因,遗传密码等生物学知识。就觉得生物这个学科非常有意思,也很有发展前途,所以就选择 了生物科学,并在1988年被保送进入了清华大学生物系。 DCSSA: 大学的生活往往让人终生难忘,如果让您回忆在清华园的日子,您首先会想起什么? 王帆: 1989年,大学一年级碰到的那场风波吧,那是难以忘记的回忆。动乱结束了以后有一个迷茫期,大家都不知道接下去要做些什么了。清华生物系虽然当时很年 轻,却一直有出国留学的传统。我们复系时,第一任系主任是蒲慕明老师,系里面上课用的都是英文的教科书,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外国的生物学研究非常的先进。我 这个人一直都相信“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真心喜欢做科研,也早早树立了要出国深造的理想。动乱完了以后,大家就觉得国家的大门突然间要关上 了,于是就特别的担心。记得在一次总结那次事件的会议上,很多人讲完了,最后轮到系主任赵南明老师发言。赵老师说,“我也不想多说了,你们也都听了很多 了。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吸取教训。但是我最后想强调一句话,那就是我们系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不会变的!” 这句话在那个时期对同学们真是莫大的鼓励。 还有就是后来张孝文校长讲的一句话让我终生难忘。张孝文校长是一个很好的校长,他讲的很多话我可能都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一句,那就是“人的一生中会有很 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这种时候感情要粗糙一点”。 意思就是说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想开了就好,不要太计较了。他说这句话会对我们很有用的。确实,这句话让我受益终身。 DCSSA: 我听说在大学的时候,您已经在学术上开始展露头角,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小有名气,能具体谈谈当时的情况么? 王帆: 有么?没觉得啊?(笑)所谓的展露头角可能就是谁读的书多,谁的成绩好啊之类的吧。我觉得我一生都有一些很好的老师帮助我,我本科时候的导师是周海梦老 师。周老师是邹承鲁院士的得意门生,他非常敬业,对科研充满激情。本科生进入周老师的实验室之后一般都有一个已经成型的研究课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周老 师对我特别的放任,他让我自己去找课题。我愿意做什么,他就让我做什么。自己找课题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周老师就让我到中科院 生物物理所去看一些国外的科学杂志,比如《科学》,《自然》等等。 周老师给我的这种思想层面的自由是很难得的。那种感觉就像是第一次跨入了科学殿堂,看什么都非常新鲜。但是同时,我也感到不知所措。毕竟我是本科生,还缺 少对文献判断和识别的能力,所以在兴奋的同时也觉得很迷茫。周老师实验室主要是做酶学的,用酶变性失活的办法去研究蛋白质的构象。我集中精力主要研读这方 面的文献,其中大多数是英文文献,一开始也觉得很吃力。但我就强迫自己去理解,然后再思考自己课题的设计。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的那个课题是非常难的。那… Read More »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六:清楚生命之意义的杜克模糊逻辑专家—王保罗

清楚生命之意义的模糊逻辑学家 ——保持着中国传统的杜克退休华人教授 [毛凯 译自《太阳先驱报》Durham,6月19日] 保罗.王研究的是模糊逻辑,但他知道生命中什么对他最为重要:数学上的突破,家庭,以及一碗香喷喷的馄饨—虽然并非一定是这样的顺序。 这位杜克布拉特工程学院退休电子计算机教授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不确定性数学研究,然而作为华人的他十分确定的是,中国的文化和菜肴应该在整个世界发扬光大。 王教授出生在中国南方,于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前夕随家人离开祖国,先是在台湾念完本科,然后移民加拿大并在新不伦斯瑞克(New Brunswick)大学取得控制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后于俄亥俄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86年正式进入杜克大学任教。 他定期回国,并欣喜中国日渐壮大逐步迈入世界强国之列。“中国发展非常迅速,并且对此抱有极其高的热情。”上周他在布拉特学院的一次采访中说道。校方对此表示赞同。 校长理查德.布罗海德(Richard Brodhead)已于周日起程前往中国及远东国家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并将接受清华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布罗海德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提升杜克在中国 的影响力并谋求与中国大学建立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伙伴关系。布罗海德还将广泛接触亚洲高等教育的领导者们,以及杜克的校友,现就读学生和即将入学的新生。 双方将互惠互利:杜克新一届本科新生的亚洲人比例将比以往增加5%左右。“在中国同一个城市里通常有很多大学,这正是为了使它们能够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王教授说,“这也意味着它们会不遗余力地提高科研水平,也许并非一朝一夕的事,但迟早会看到成效。” 王教授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中国国内战争时期与毛泽东所领导的共产党对峙的国民党的军官。共产党最后取得了政权,王教授的一家于是跟很多国民党将领一样,从福建省经由台湾海峡来到台湾岛。 “多年以前无数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这里,现在他们早已安定下来,或开饭馆或以其它职业谋生。我从未在饭馆里打过工,但我总是试着帮助在美国的华 人。说实话开饭馆可不是容易的事。”他投资过一些饭馆,有失败也有成功,后者如达勒姆市大学路上的“尼奥中国”餐厅,这是20年前在他的帮助下开业的,目 前他仍拥有该餐厅的部分所有权。“我乐于看见美国人能够吸取中华文化的精髓部分,”他说,“在这个国家还看不到最好的中国菜。”翻看着一本名 为<<馄饨的渴望:对中国最佳菜肴的探索之路>>的书,他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须在上海找到一家至少有300年历史的餐馆—别 指望能在最奢华的酒店吃到这些。 王教授的研究工作主要是模糊逻辑理论,该理论是比在计算机和其它控制设备中广泛运用的二元系统更加复杂的决策模型的支柱。这使得研究进入了所谓的 “不确定性数学”阶段,其哲学基础则得追溯到一个名叫威廉.詹姆士的美国人的著作。模糊或者不确定性的研究是与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问题紧密相关的,而且在 诸如模式识别里特别有用;王教授的一个叫马萨基.托盖的学生已经将其引入到光学特征识别芯片市场。 一年多以前,王教授组织了一个不确定性数学研究协会,取名为“哈特瑞斯海角的灯塔”,正如他自己所说,协会的目的就是像灯塔那样指明确定的方向。他也是该领域几本学术杂志的编辑。 王教授还喜欢收藏中国艺术品,特别是二战期间他十岁时在福建遇到的一个名叫李更的画家的画作,这位专注于描绘地方民间文化场景的画家当年以卖画为 生。“而现在,他的画价值连城,”王教授如是说。教授希望更多的美国人能够欣赏李更的画,他听说在中国单纯的对李更画作的兴趣已转变成为一种广义上对这种 艺术形式的兴趣。他还听说在达勒姆有一家古玩店向中国游客售卖明代瓷器。“许多年以前这简直无法想像,”他说,“他们不可能有这些钱”。 王教授设法从被长江水坝淹没的地区弄到一些石器,“这样我就能够告诉下一代我们是从哪儿来的”,他朴实地说道。 00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五:物理系高海燕教授自述(四)

七、奋斗在美国 我觉得种族不是一个问题,人的性格和心态最为重要。人们常说,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你不能否认,在人生一定的时间,会有好的机遇出现,碰到很好的 人,正好在那个时候,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你也介入进去了。我觉得从我自己个人来说,一方面,我的性格比较随和,我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不会带着一个框框去 想,我是亚裔。就像林黛玉进了贾府,“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自己就带着框框去做事,我觉得这种态度是消极的。再仔细想一想,在中国,你难道 就不会遇到这些问题吗?当然我自己很努力,很喜欢自己做的事情。我跟着的导师都是在领域中顶尖的教授。我算是比较顺利,比较幸运。 中国的教育中值得改进的一些地方。第一,你要和别人进行平等的交流。中国学生很多时候会说,导师列出了12345共五点,我明明知道第二点是不对的, 但就是不说。而在美国你如果和导师讨论,导师会问,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你如果指出了不足,导师不但不会生气,相反会对你刮目相看。第二,语言表达能力 非常重要。即使你做了再多的事情,如果不会表达,那么别人还是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很多人在事业上受到挫折的话,我想与这不无关系。有的人很谦虚,说我做了 十分的工作,讲个七、八分的话,别人会不会认为我不谦虚了?如果讲了十分,更是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我中学、大学的老师都不是这么教育我的。可美国人不是 这样,他(她)做了什么,他(她)会讲的很清楚,这样别人就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只要你讲的都是实话,你为什么不讲?为什么不呢? 在美国奋斗,说白了,我觉得还是归结到一个字“闯”。人如果有敢闯的劲头,加上喜欢你自己做的东西,就一定可以很出色。碰到挫折的时候,要有比较乐观的心态。不要遇到困难,就想到我是中国来的。大部分情况下与你是中国人,是亚裔没有关系。 再说一点作为一个女性的想法。我在中国长大。以前就听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我的理解一直是:把天平分两半,男人顶一半,女人顶一半。大家一样重要。 所以我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在清华上课的时候,女老师不比男老师少。虽然女学生少了点――我们这届100个学生,只有13个女生。但是有个有趣的现象。 那个时候,80年进校是0字班,然后是1字班,到我是4字班,每一年全系学习最好的都是女生。所以我没有专门的一个“女性”概念。 到了美国之后,别人开始给我灌输这个概念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物理学家,我从来没有专门去想自己是个女性物理学家。通过交流,我能够从别人的经 历中,得知这可能是个问题。当然我觉得美国这个社会很有趣。你去看任何一个文件,都说男女要平等。但是真正到了具体的事情上来说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一个 女性如果要工作的话,有没有很好的托儿所,有没有好的产假,这是起码的衡量标准。就是全球顶尖的MIT,它这种托儿所也是近几年才开始有的。你知道中国任 何一个大型的国有企业,都是有托儿所的。 现在很多中国家庭开始雇佣各种钟点工。而在美国,一般的中产阶级都承受不起。所以很多家庭算来算去,觉得一个人不去上班比较好。我觉得,作为女人来 讲,我虽然从来没有专门去想我是一个女性,但遇到的困难也是很多的。经常要出差,孩子怎么办?平心而论,做个单身妈妈,还是比较不容易的。我比较幸运是因 为父母对我有120%的支持。父母的大力支持和儿子的善解人意,是我坚实的后方。 从中国到美国,经历了不少顶尖大学。站在不同的位置来看别有一番感受。总的来说,美国的大学对本科生非常好。因为本科生是从18到22岁,还没有成 年,所以需要的关怀更多一点。从东方的文化来说,如果家里面有几个孩子,你总是对小的更关心一点。关于学校的设施,我有一段有趣的经历。我在MIT开始做 老师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97年了。第一年期末大考,考场被设在体育馆。三个不同科目的考试同时进行。有十多个教授在监考。开始暖气开的非常足,大家热得 受不了,拼命脱衣服;然后温度往下调,大家又冷得受不了,把脱下的衣服一件一件穿起来。我当时就想:学生来这么好的学校读书,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在考 试的时候,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在中国,我84年上清华,那时候就有第三教学楼,简称三教。我觉得各种设施非常先进。到了十几年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却没 有非常好的教学楼,这是让我比较惊讶的。 比起清华和MIT来,加州理工学院特别小,但是非常美丽。本科生和研究生各八百人左右。每座大楼之间都非常近,上课很方便,我也没有意识到课堂会是一 个问题。在加州理工的时候,我感觉比较忙,但是忙中还有一份悠闲,保持一份从容的心态。到了MIT之后,可能是北方,冬天特别冷,而且也长,从家里到学 校,花在交通上的时间也相对多一点。所以一直感觉时间紧张。学校的环境也给我一种工厂的感觉。 我担任教职就在MIT和杜克。杜克的物理系相对比较小,教授们相互之间更加熟悉。我来了杜克不久,就和系里面所有教授都见过面了。而在MIT,它的物 理系规模是杜克的两到三倍。MIT物理系在整个学校是分散开的,所以有的教授在别的楼里,加之开会时,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来,所以我在那里呆了五年,还有不 少教授从来没有见过。 来谈谈国内现在物理学的发展。总的来说,国内现在的物理学的研究发展很快。一方面一些当年就在国内读的博士现在已经逐渐成长起来,成为了国内各研究机 构的科研人员或是大学的教授。还有一批优秀的在海外拿的博士,回国之后进入国内各研究机构。有这样两批人相互协作,就大大促进了国内研究水平的进展。再加 上一批老教授,所以整个规模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个现象我也注意到了,由于以前失去了一些时间,大家比较迫切的希望早点出成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光有心 气是好的,还需要有耐心。每次回国我都能看到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但还是有一些比较浮躁的情绪。一方面是由于竞争的压力,另一方面或多或少也有一些走捷径 的想法。 国内的物理系一般规模比国外要大很多。就算规模最大的马里兰大学也没有这么大。清华现在也在尝试终身教授制。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终身教授当然 只能对刚招的年轻教授,不可能适用于老教授。清华这几年从国外招了一批高质量的人才。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从国外回清华任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还要说一说如何培养青少年对科学的热爱。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大环境,二是家庭的小环境。在中国,父母一般被称为家长。每个家长都爱自己的孩 子,但是对于孩子自己喜欢的东西究竟关心多少就是一个问题了。很多家长希望孩子学习什么,而不是从孩子内心真正喜欢的东西着手。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为 什么学法律的人远多于学物理的人?我觉得还是看社会的寻求与经济基础决定的。等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大学生选专业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兴趣。美国学生选择 物理为专业,就是因为喜欢物理。他不会考虑究竟钱赚的多还是赚的少。中国发展到一定时候,整个社会就会更加注重精神方面的东西。我觉得那一天不会很久。 八、舐犊情深 我的儿子Calvin是92年出生的。那是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第四年开始的时候,9月份开学,10月份Calvin就出生了。第二年的时候,我把所有的 博士资格考试都通过了,所以生孩子的时候也是我做博士论文最关键的时刻。我在生孩子的前一天下午还在实验室做到五六点。当时我是做极化靶,要准备四到五个 低压的极化靶。要测量好然后运到麻省理工学院。当时有一个博士后提出来,在飞机运输的过程中,可能激化靶会承受不了飞机上的压强的变化。所以有个技术问题 我要解决,我用一种方法在反复测试。我当时问Bob,你能不能帮我把最后一个试验完成。我可以给你示范一下怎么做。我说,剩下的几个样品,我明天再给你示 范一下。你明天几点能来?他反问我,你几点能来?我说,大概八点到九点之间能到。他说,那好,我也差不多那个时候来。结果晚上回了家,大概11点左右,我 就感觉要分娩了。1点多钟到了医院,Calvin6点22分出生了。Calvin生出来之后,我就在想,早上还和导师约好了要去做实验呢,怎么办呢?于是 我就给系里面的秘书打了个电话,说:“你和Bob说一下,我今天去不了了,Calvin已经出生了,我现在在医院”。Bob过了很多年,还常和别人说起这 段故事。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上午10点多钟,一个非常漂亮的大花篮就被送到了我的病房。那是我们实验室的同事们送过来的。他们对我一直都非常支持。在孩子就要 出生之前,他们为我举行了baby… Read More »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五:物理系高海燕教授自述(三)

五、导师与同学 再来谈谈我在加州理工的导师Bob。Bob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当初选择他作为导师也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当时我被加州理工录取,有好几个教授都比 较希望我能够加入他们的研究小组。有个教授还特别找了个中国博士后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这个博士后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理论物理学家季向东教授,他当时 在加州理工作博士后研究。后来那个教授还专门给我写信,希望我能够对他的研究感兴趣。还有一个老教授也给我写信,希望我能够跟着他做。我当时看了加州理工 的物理系教授花名册,Bob的相片是他刚到Caltech时照的,他头发留得很长,妈妈到现在还对长发没有好感。我妈说,你应该跟这个老教授。 到了加州理工之后,我和Bob第一次聊,他说到了自己的研究课题——用极化氦三气体靶来研究中子的结构,神采飞扬。我对极化物理不是特别懂,只是说了 自己将来要做极化方面的研究,Bob说了极化氦三靶,是中子的近似靶。我听了以后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入境。Bob的聪明不光体现在物理上,他还很会察 言观色。他看到我如此入神,立刻就说:“海燕,看起来你非常感兴趣,让我们就去和秘书谈谈吧!”他马上就带着我去找秘书,意思就是我马上就要跟他做学生 了。我当时愿意和他做,但是我也很担心,我是从中国来的,中国特别讲究先和后的关系。比如说有两个教授先和你联系,那么你就应该先给他们一个答复。至少我 觉得我当时应该和所有的教授都聊上一遍,再决定我究竟应该跟哪个教授。Bob当时就和我定了,我和后面的教授还怎么有一个谈法呢? 偏偏凑巧的是,Bob和那个极力希望我加盟的教授在一个大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对不起那个教授。这种心态一直存在,我离开加州理工后,这种内疚的心态才逐渐消失。当然,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的选择。 Bob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三点。第一是他对我做的研究,一直给予很大的自主权和发挥的空间。他放心大胆地让我去做。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对待自己的学生一 直采用的方法。当然对于个别遇到困难的学生,我会更多的关注。一般情况下,我还是很放心大胆的让学生去做。第二点,我的导师,他的大门总是向我敞开。你遇 到任何问题和他讨论,只要他不出差,不教课,随时随地我可以和他交流。把我的想法和他讨论。 第三点是Bob的物理直觉让我特别佩服。当时就觉得,哇!他为什么这么厉害?!现在想起来,直觉和经验有很大的关系。准确地说,所谓直觉更多是长期从 事某项工作的研究,带来的经验的积累。因为你谙熟这项游戏的规则,并且知道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一次,他让我去做一个模拟,当我把模拟的结果拿给他 看的时候,他略加思索,告诉我这个结果可能是有一个2倍的误差。我将信将疑,他就拿出一张纸,来给我估算了一下。我回去后仔细一检查,果然犯了一个错误, 漏掉了一个系数。把这个条件修正之后,就和他的估测很接近了。时间久了,我就明白。当然我的导师是公认的核物理界的权威。 Bob对我一直非常支持。我在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做实验时,孩子生病了,我想飞回加州照看他。Bob二话没说,就打电话让秘书给我买机票。我当时非常 感激他的支持和体贴。当自己做了教授,开始管理研究经费时,这种感激是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遇到自己的经费不足的时候,我就会时常想起当年孩子生病, 导师买机票的事,看起来很小,其实不是特别容易做到。另外Bob的性格也很风趣,非常开朗。 我在研究生院的时候,还有两个人对我影响特别大。一个是Cathleen Jones,是我师姐。她是个非常要强、独立的女性。遇到困难不灰心,仔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案。同时她又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她喜欢跳舞,喜欢烹饪。另外 一个是Besty Beise。她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怎么做人方面。比如说一个大型实验里面,有来自不同学校,各种各样的人。那么你如何与别人和睦相处,共同达到这个目标。 我还和两个博士后合作的非常愉快。一个是Wolfgang Lorenzon。如果他的肚子饿了,他会发火;如果我的肚子饿了,我也会发火。另一个是Tom Gentile,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实验物理学家。当然我从其他人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但是这四位应该说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我在加州理工的这四年半算是 和他们都有重叠。 我在研究生院四年级的时候,得过一个奖。那是西南四省的Ou You-Yi奖学金。这个奖每年发给一位访问学者,一位研究生。当时导师和Betsy给写了推荐信。拿到奖学金之后,我买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毕业答辩进 行得很顺利。原定2个小时左右的过程,到了50分钟就结束了。我记得一个现在已经过世了的做中微子的老教授,问了我一句话,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意思就是 说,我接下来会怎么做。其他教授也问了一些问题。 加州理工学院毕业之后,我就去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滨学校(UIUC)。导师是Roy Holt,他得到了05年美国物理学会核物理的Bonner Prize,吴健雄女士也是此奖的得主。从他那里,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如何去选择好的题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Roy特别会用人,这也是我在不断学 习的。Roy常说的一句话是:在一个大的公司或是机构里面,如果一个人在A这个位置上做不好,你不妨让他去尝试B位置,而不要立刻就把他炒鱿鱼。他的意思 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知人善任,根据下属各自的才能安排不同的位置。而不说做不好我就开除你。另外他自己特别喜欢看一些讨论领导才能的书籍。 六、麻省理工学院和杜克大学执掌教鞭 两年博士后的日子转瞬即逝,我受聘来到了阿贡国家实验室。当时还拿到了一个学校的教职,我选择阿贡是因为它核物理研究的水平是第一流的,核物理方面的 知名教授大部分与阿贡都有一些联系。比如Bob就在阿贡做过博士后研究。从我导师的小组里面前前后后毕业的学生在阿贡的有很多。96年8月1日我开始上 班。到了秋季麻省理工学院(MIT)就开始有教授的空缺位置。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开始申请。 当时竞争这个教授职位还是很激烈的。最后范围主要集中在三个候选人:一个是我,一个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助理教授,一个是欧洲CERN过来的女科学家。在 MIT的时候,我给了一个演讲。当时心态比较放松,不是特别有压力。主要还是因为我在阿贡已经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所以对这次面试看得不是特别重。而且在 MIT的那些教授,通过种种途径,我都已经或多或少的认识了。比如说有个教授是Beise的导师,通过Beise,我就已经听到过他的很多故事了,我的大 师兄Richard Milner已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还有教授在不同的会议上也都见过。这些相互的联系使得我获益匪浅。 差不多到了97年3月份,我知道自己拿到了这份工作。97年秋季就来到了波士顿。在MIT,最大的一个转变是开始要教书。我觉得刚开始压力比较大主要 和教学有关系。因为自己知道和去讲给别人听是两回事。只有当你去讲给别人听的时候,才意识自己原来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比较肤浅的。这些年我一直觉得教课对 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事情。自己看得很重,也投入了很多时间。 研究方面也是个不小的转变。以前在阿贡,我是一个小组的项目负责人,这个小组已经有两三个博士后,所以在人员配置方面不用我操心。到了MIT之后,我 要白手起家。招学生是个很大的挑战。尤其对于一个刚开始学术生涯的年轻教授来说,如何吸引学生到你的组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中国学生选择导师时往往 有这样的想法:我要找一个有名的,事业比较成功的教授。我那么年轻,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挺担心的。MIT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她的体制是鼓励学生去找研究工 作更加活跃的教授。年轻教授往往就比较活跃。所以我很快发现自己做得不错。我在MIT一共五年时间,在第四年的时候,就已经带了7个博士生了。用任何一种 标准来衡量,都算是很出色的。… Read More »

“东方之子”杜克华人学者之十五:物理系高海燕教授自述(二)

三、清华岁月 高考的时候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和生物共七门科目,前六门每门100分,生物30分。我的高考成绩在清华物理系一届上百人中算是前20名的水平,但不是最顶尖的。当时憋了一股劲,一个学期下来,我考了最高。在清华物理四年我一直是全系第一名。 刚进清华那会儿,我有两个感觉:一是清华特别大,自行车是最重要的代步工具,没有自行车真是寸步难行;二是课间换教室特别匆忙。那时候课间只有很短的十分钟时间。人群熙熙攘攘,大家摩肩接踵。即使是你撞了别人也不用说“对不起”,因为别人很快就会撞你的(笑)。 刚进清华的一个小插曲是国庆35周年阅兵。高年级的同学为了这次游行,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也选择一些低年级的学生去参加,我就很幸运参加了这一庆祝活动。那时在天安门前人山人海,特别热闹。 在清华,老师的水平都很高,他们研究教学,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对我来说,从行知到清华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明白了大学学习光靠老师是不够的,你必须 要学会如何自己去图书馆,去找资料,以前中学时,我会光顾图书馆借点小说看看,后来明白了图书馆不光是一个休闲的场所,也是一个学习的场所。 物理系分专业的时候,我选择了核物理作为自己的专业。重要的原因就是居里夫人和吴健雄――这两位我所崇拜的女性物理学家都是做核物理的――就是这么简 单。如果说还有其他理由,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几乎就是一部核物理发展史。你看看近几十年的诺贝尔奖,与核物理相关的占很大一部分。核物理对于物理学的发 展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再来谈谈理论和实验这两个部分,以前成绩比较好的学生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理论,后来张礼先生,清华的一位老教授,曾经是留英的,也在加州理工学院作过访 问学者,他给我们开过一门暑期课程――现代物理学引论,就是告诉大家一些最前沿的理论。他给我专门提过建议,说做实验应该更适合我。这差不多是在大二的暑 假。 虽然有张老先生的指导,但坦率地来说,上大学之前接受的动手方面的训练很少。在中学,也就做过一些生物方面的实验,一些简单的解剖,物理方面的实验是 比较少的。进了清华后,我觉得动手方面的训练还是不足。我们课程设置中分普通物理实验和近代物理实验两大类,近代物理实验包括穆斯堡尔效应这样的实验,核 物理专业还有核物理方法导论的实验。采集数据,分析数据,最后再写实验报告。来到美国后,我觉得比起美国本科生的动手来,我们的训练还不够。这些年肯定有 进步,所以这样的训练在当时也算是很不错了。 大学期间我还读了很多课外书,琼瑶的言情小说当然必不可少(笑)。大陆的作家我比较喜欢王安亿、宗璞、张抗抗、王蒙、贾平凹等。我发现了一个巧合,我 喜爱的女作家大部分都是上海籍,或是把故事的背景放在上海。我从小在上海长大,也在其他城市呆过,所以城里城外都经历过,特别能够体会故事中包含的意思。 我还喜欢读一些世界名著,比如《傲慢与偏见》、《双城记》等等。 我在清华的四年是比较典型的80年代的大学生生活。经历过文革动乱的日子,大家普遍觉得要把失去的时间给补回来,风气非常踏实。学校里面很少有人经商。大概有几个同学从外面买来一些东西,再回学校里面卖。但是老师当中绝对没有。 要谈对大学毕业之后的打算,说真的我当时没有特别考虑过。80年李政道先生主持的CUSPEA考试在物理系学生中特别有名。当时北大和科大考 CUSPEA的风气比较浓厚,相比较而言,在清华就没有那么浓厚的气氛。一些学生考CUSPEA,花在系里面的专业课上的时间就相对比较少。所以有些老师 觉得专业课与CUSPEA考试在时间方面有冲突。当时也有老师帮助应试训练,但是他们更看重物理学的素养。清华在当时和德国的研究机构有一些合作,所以院 系的老师给我设计了一条“4+4”的道路:就是用4年读完本科(那个时候清华本科五年),然后送到德国联合培养,再用4年拿下博士学位。我大一就过了英语 六级考试,上了两年德语。当时觉得自己的德语学得很不错,但是96年到德国做实验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德语已经全部忘光了,当然这是后话(笑)。当时我觉得 这个计划很不错,所以没有怎么想过到美国读博士的道路。 我的毕业设计被安排在原子能研究所。在那里,我遇到了我以前的先生。他要到美国读书,我就随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当时已经是88年5月中旬了,和 系里面提出我的想法后,清华的老师非常遗憾,但是他们还是尊重我的意见。我当时要结婚,大家都不是特别理解。但我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年轻的 时候人总有比较冲动的时刻。毕业的时候,我费了一番力气,在原子能研究院谋得了一份职业。 四、加州理工的日子 我原来的先生先到了密苏里大学,他给我寄了一些申请材料。其中包括密苏里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密苏里大学先录取了我,所以我先去了密苏里大学,当时出 来时I-20上用的是密苏里大学,按要求必须上完一个学期,所以我在密苏里上了一个暑期的课,然后转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在加州理工的日子是从89年秋天 开始的。 我想每个留学生都会清楚的记得第一次出国,离开父母的情景。89年4月19日,是我离开中国的日子,父母当时去机场为我送行,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飞 机慢慢爬升,我鸟瞰上海,泪水不由在眼眶里打转。我要离开中国,去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了。我91年回了一次国,见到了父母、亲戚,那是很不一样的,生活过 两年,再回到熟悉的环境就完全不一样了。 来到美国之后,我适应得比较快。在实验室里,刚开始对自己的自信心不是特别足,有些害羞,但一直按部就班的前进。我所在的研究小组,每周五会在一个西 班牙风格的教工俱乐部吃饭。加州的天气特别好,大家喜欢坐在室外边吃边聊。除了工作之外,他们的话题海阔天空,比如棒球赛和最新的电影。刚开始我真的是一 句话也插不上。因为说到球赛,我不懂规则和球星的名字;侃电影的话,我没有看过几部。如果说我到美国来之前的一些电影,那就更是一无所知了。但是这种局面 很快就有了改观,我努力学习他们的文化,加上我的性格比较外向,所以很快就交了很多朋友,大家相处很舒服。 我做学生的时候别提有多开心了。社交生活丰富多彩:学校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经常在家举办聚会,也经常被别人请去参加聚会。开的聚会真是多的数不 清(笑)。我还做过一年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所以在当时加州理工那个社区里面,大家都认识我。我的朋友很多。朋友多的话你就会觉得生活比较有趣。 我现在常对学生说,做学生的日子是最开心的。有的时候你可能项目做得不好,有些沮丧。但是你再仔细想一想,其实你要做的事情是定义非常明确,目标非常 清晰的。如果把研究继续深入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最难的事情往往是与如何确定题目。你到底要研究哪个方向。你要知道哪个方向的问题你很感兴趣,但同时也有做 出来的可能。最后的一点,你要争取到研究经费,否则你有再好的想法也没法实施。 我第一个学期就是助研。低年级的研究生往往课程很重,通情达理的导师就不会对研究要求太高。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要上课就不做研究,我的研究进展得也不 错。我当时选了一门“电动力学”,这门课每周要交三次作业,每次都是很多题目。我经常做作业做到两点,到了早晨六点就要爬起来。有的时候实在是起不来 (笑)。现在想想,最紧张的可能就是到加州理工的第一个学期的第一个月,一个quarter过后(加州理工学期采用quarter制,暑假算作一个 quarter,平时还有三个quarter),对这一切就比较适应了。后来就没有觉得那么累。你看看那些文件夹(指着书橱里里面的文件夹),都是我在加 州理工选课时记的笔记或是做的作业。应该说我选的课还是比较多的。 我读书的时候,从来不熬夜。因为我不相信熬夜。如果熬夜只有40%到50%的效率的话,那么我想还不如好好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效率会更高。 90年代初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人就已经不少了。清华、科大、北大、复旦的人居多。那个时候,留学生们开始转到计算机和电子工程这样的专业是挺普遍的 事。所以我刚到加州理工的时候,这也是我让我有些沮丧的事情。总有些中国学生会搞的聚会,碰到了新朋友,就会互相询问,你是哪个系的?我说我是物理系的,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出来了,还干吗读物理呢?” 这样的话的确让我很沮丧。我记得很清楚有个复旦的李兆平,当年的CUSPEA获得了全国第一名。我去的时候,她刚刚准备要毕业。我印象特别深,在一个…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