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内生的创新体制

《21世纪》：中国一方面在保持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在管制上游资源的价格，比如水电油的价格，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一些涨价的压力并没有传导到下游产业中去，当然，这对出口有促进作用。

高柏：如果不控制上游价格,中国的生产成本肯定上升，最后肯定要反映在物价里面。由于上游企业大量是国有企业，对上游资源的价格管制等于是一次变相的 再分配。它减少了国有企业的收入，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用这部分来补贴中国的出口和就业。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经济的交易。

目前中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中国有大量的人口，必须依靠国际市场的需求来解决国内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这个模式如果实行长期下去会有严重的国际政治经济后果，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21世纪》：那在政策上怎么办呢？

高柏：按照比较优势继续发展还是选择竞争优势自主创新？如果你把这二者绝对化，那它们是相互矛盾的。假如沿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好像一旦要搞自主创新，就意味着政府要动员所有的资源为此服务，别的都不管，那这两者肯定矛盾。

但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非是这样。首先政府现在掌握的资源比过去大得多。其次，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政府政策中的重中之重，不可能因为要发展自主创新，影 响就业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都不要了。实际上，这两者可以并举。一个开放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干预与计划经济中的政府干预完全不同。在计划经济中，政府的全部 资源都被计划控制。而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可以集中一部分的资源做最想要的，与此同时允许其它部分自由发展。另外，自主创新不一定非要以政府决定企业 在竞争中输赢的方式来进行。把政府资源通过行政手段分配给一两个企业以培养冠军的方式，既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又会催生垄断损害消费者利益。

中国现在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到了一个财富迅速增长的时期，这笔钱花得是否聪明对未来具有很大的意义。

《21世纪》：也就说中国需要现在为未来进行投资。

高柏：你趁手里有钱的时候不干这个事，那什么时候干？中国把钱花在产业的升级换代，为自主创新搞一些基础性建设，现在是最佳时机。这与发展社保和大幅 度调整农村政策是同一个道理。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日元急剧升值时犯的一个错误就是错过了一个大幅度调整发展模式的好时机。

《21世纪》：假如中国继续在这些基本的投资上倾斜，将来可能形成一个什么新的增长模式呢？

高柏：思考中国模式一定要跳出东亚模式的框框。在关于发展模式的国际学术文献中,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是与比较优势有关的两个针锋相对的模式。一提拉美 的比较优势,人们就谈到自然资源。日本和韩国代表的东亚模式更重视竞争优势。这种模式立足于内生的创新体系去发展高附加价值产品，同时尽量限制外资对本国 市场的渗透。

把中国放到这两个参照系里去比就会发现中国和它们的异与同。中国与拉美相似之处在于也相信以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对外开放国内市场并参加跨国公 司主导的国际分工。在这些方面,中国与韩国和日本完全不同。但中国与拉美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国在依靠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积极地进 行产业的升级换代，并于两年前开始向以自主创新政策范式为代表新发展模式的转型。在强调创新这一点上中国模式又与东亚模式相通。现在国际上最担心的就是这 两个特点的结合，这就是为什么萨缪尔森2004年那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那么大的讨论的原因【2004年夏季，时年89岁的保罗·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展 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了题为《在李嘉图、穆勒理论视野下，辨析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Where Ricardo and Mill Rebut and Confirm Arguments of Mainstream Economists Supporting Globalization》）一文，对自由贸易精神提出了质疑。相关报道参见本报2006年3月6日33版《自由贸易损害了美国吗？》一文——编著 注】。

《21世纪》：这样的转变对制度变革有更高的要求吧？

高柏：这个模式转变的前提就是制度性建设。最简单的比较优势发展模式对制度的要求很低。比如你在广东设厂，招一批农民工做玩具就完了。随着产业的升级 换代，开始造汽车，甚至大飞机、高速列车，做这些东西制度的因素就变得十分重要。这次国内讨论大飞机上马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原有的航空工业体制是否可以 完成这个使命。服务业对制度的要求会更为高，而中国在这方面恰恰是最落后的。

《21世纪》：那您觉得我们现在从过去简单的比较优势转向自主创新的竞争优势，可行性有多大？

高柏：这不是一个是否可行的问题。如今,中国面临的国际局面很清楚。前面有发达国家在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后面一堆发展中国家穷追猛赶。中国必须要为 劳动力不再廉价那一天如何参加国际分工做准备。中国现在是全面开放，外资为很多产业带来了生产技术。本国企业如何把这些技术转换成中国自主创新的能力，哪 些制度会促进这个转换，这是中国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也是学者们要大力研究的课题。

《21世纪》：那您觉得中国政府现在这方面的政策如何呢？

高柏：我觉得现在中国政府的思路基本上是正确的。从汇率政策上看,一方面在调整,人民币在不停地升值。另一方面是升值速度并不是太快。这给所有企业一 个清晰的信号，升值是未来的大趋势。同时，也尽可能为企业争取调整的时间，因为大的结构性调整不是一天半天可以完成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往往伴随着一 个痛苦漫长的制度性建设的过程，速度太快的话是会翻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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