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性”的流变-在中国做性学研究

作者:朱伦稷 & Eldar Wang

2019年9月20和21日,我参加了于昆山杜克大学主办的人文学的未来:性/别转向会议,也参加了黄盈盈教授主持的本科生专题交流会。

先是9月20日,我去听了黄盈盈教授的公开讲座,觉得她非常可爱,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她尽力用通俗易懂的英文词汇去解释一些中国特色的词语,比如“扫黄”、“阶级敌人”,让全场观众欢笑不止,笑过仔细想想,又觉得她翻译的其实非常妙。

第二个原因是,从她的语气与词措里,我能感觉到她的“试探”。这里的学生对性学的接受度到底如何?说到哪个程度,才是又能被理解又不失原意的?黄盈盈教授的词措越是小心,我越感受到她这些年在中国做性学会议汇报与田野调查的不容易,越对她感到钦佩。

听众在主题演讲环节提问

黄盈盈教授讲座的主题是《在中国大陆1980年以来“性”的流变》(Changing Sexualities in Mainland China Since the 1980s)。黄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博士,曾师从人民大学著名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研究方向有性与性别社会学、身体研究、HIV/AIDS的社会因素、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等,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黄教授的讲座是提纲挈领式的,综合运用多种材料生动而概括地展示了1980年来中国大陆所发生的性观念、性政策的流变。内容的涉及面也十分广泛,从婚恋观的变化,到性少数群体的觉醒;从全国范围内的扫黄运动到许多地方出现的“反性大妈”群体,多角度地展示了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在性领域,传统思想观念与新兴观念,本土性观念与外来性观念等多种矛盾并存的生动画卷。

黄教授的讲座给予我的教益不仅是知识上的,更是思维模式上的。在讲座结束,一些有兴趣的同学留下来问教授问题,我当时指出了一种社会现象,问教授“这个是否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对此,黄教授的回答给了我很大启发,在谈论社会现象的时候,不要总是倾向于去用“进步”或者“不进步”来衡量,一是进步与不进步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评判,价值判断往往带有主观性,且不说“进步”的意味多样,即使有一种大家相对公允的“进步”,其对于实践也是不一定有益的;二是在伦理既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且仍处于不停的流变中难以有确定标准的情况下,我们不应当以现象评判现象,更多是就现象论现象,用已然的观点看已然,而不是用应然硬去“规范”已然。社会学家首先要基于对经验世界的把握复杂地分析社会现象,避免道德审判与简单的对错判断。

本科生专题交流会

21日的专题交流会黄教授分享了自己做田野调查的经历,她讲得很多很细,比如自己是如何与研究对象建立信赖关系,以及做社会调研时,怎样更有效地让人们接受和参与。她所表现出的坚韧与坚忍,让我非常尊敬。

交流会最后我问了一个问题,提及了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个性学相关的小调研。黄教授很细致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并鼓励我积极探索。虽然由于时间缘故,我没能与黄教授更进一步交流,但她的人格魅力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能有黄盈盈教授这样的社会学家,是社会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