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高端访谈 | Top Interviews Page 2 of 5

DCSSA: 首先让我们谈一谈研究生院的招生情况，谁才是杜克研究生院的最佳候选？什么样的申请材料能够给审阅者耳目一新的感觉？

Dean: 不同的院系对于申请人有着不同的要求，各个院系先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然后将录取建议交给研究生院。作为研究生院院长，总体来讲，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研究生院之前的科研经历，比如作为志愿者、本科生或者工作的一部分。杜克大学是一个研究型的大学，所有相关的科研经历是申请者是否对科研真正感兴趣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个人陈述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对申请者的个人品质有所了解，包括对于科研以及杜克是否感兴趣等等。除此之外，我们也会非常关注推荐信。我认为这三点是申请杜克中最重要的因素。

DCSSA: 杜克大学有大约400名在读中国研究生。随着2006年Brodhead校长访华，杜克大学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熟知。作为研究生院的院长，您对于更近一步拓展杜克在中国的影响力并且吸引更多优秀的中国学子来杜克就读有什么样的看法？

Dean: 首先，我认为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国际学生对于杜克大学的多样化有着很重要的贡献，我非常热衷于通过各种渠道来增强杜克的多样性。举例来讲，杜克大学参加了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吸收被此基金会资助的中国留学人员。

与此同时，我们也努力了解中国的大学。通过像你一样就读杜克的学生，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哪些大学的科研和教学理念与杜克比较相符，从而招到更适合杜克大学的中国学生。

最后，杜克大学在中国的口碑也是吸引更多留学生的重要途径。而这就有赖于在杜克就读的中国学生，我们希望他们在杜克有一个愉快的学习经历，并且能够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传递到中国，让更多的人了解杜克大学是留学的好去处。中国学生申请的数量从去年的1303增长到1414，而录取学生数也从111增长到143，我们非常高兴看到更多的中国学生对杜克感兴趣。

DCSSA: 在“与Wright院长的对话”中，您曾经提到，杜克大学吸引你的原因之一就是多样性。那么杜克大学的中国学生应该如何更好的准备自己，从而充分利用杜克大学多样化的环境，并且对杜克社区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Dean: 对于所有学生，尤其是刚刚到了一个新的文化氛围中的国际学生，多参加各种学生组织，参与各种活动，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多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交流，你才能够有机会了解不同的文化，了解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多样性是如此重要。比如，杜克大学的学生组织WISE（Women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了解来自各国学生所思所想的一个好途径。

DCSSA：在您被任命为杜克研究生院院长之前，您也曾任基础科学的副院长，之前您提到，是对于研究生教育以及博士后训练的热情，引领您走入管理之路。那么您是如何看待研究生学习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什么样的素质是研究生在研院最需要学习培养的？

Dean: 我认为博士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学位。在读博期间，你学习如何发现问题，分解问题，提出假设最后验证你的假设，这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历史以及工程都是适用的。这也是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的敲门砖。学习如何解决问题，是我认为研究生期间最重要，最激动人心的一课。其实作为一个院长，我也是用相似的工作理念，比如我必须首先看到问题，将问题理性化，然后寻求解决之道。

DCSSA：学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和敏感的，当二者之间出现矛盾，研究生院是如何从保护学生利益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呢？

Dean: 我同意你的观点，学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但有些时候，还是不可避免会有矛盾产生，但是这些矛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成为大问题，因为我们有一整套完善的机制帮助研究生和导老解决问题，避免矛盾激化。此过程涉及导师，系里主管研究生学习的老师（DGS）以及系主任，有必要时，研究生院也会直接出面参与。我们努力竭尽所能帮助学生和导师。最近，杜克大学设立了一个新的Ombudsperson，学生可以去和他谈任何问题和困惑，所有谈话内容是绝对保密的，因为有的时候，仅仅有一个人可以去谈心，就可以帮助学生解开心结。值得一提的是，学校是不可以谈论任何此类问题，我们保护和尊重学生的隐私。

DCSSA: 那么您对如何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有什么建议？

Dean: 我的建议是，多和导师诚恳的交流，尽量去设身处地的为两方着想。据我所知，大部分情况下，矛盾可以通过诚实的交流解决。万一不行的话，再通过学校机制来解决。因此，在学生和导师相互选择的过程中，一定要开诚布公的交流，其重要性我认为并不亚于研究课题本身。

DCSSA：当您取得西佛吉尼亚大学的博士学位以及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博士后学位后，什么促使您在学术界发展？

Dean: 我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在公司谋求发展。我喜欢大学的原因在于我非常喜欢学生和教学。与研究生相处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极大的快乐和满足。作为一个PI（Principle Investigator），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学生能够从事独立的研究。有些时候，当学生还没有完全具备独立研究能力，我就会鼓励他们，而当学生真正能够主宰课题的时候，那就是我最高兴的一刻。我认为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对于一个学生，乃至一个大学的完整性是如此重要，我希望我能够尽我所能，服务于除了我自己的学生之外更多的研究生，这也是我为什么成为研究生院院长的一个原因。

DCSSA：对于希望在学术界发展的同学，在研究生阶段应该更加注重哪些方面的锻炼？

Dean: 这个问题也依学科不同而不同。总体来讲，教学能力，自我表达技巧以及公开演讲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在这些方面得到锻炼是很好的。实际上，相同的能力在公司以及其它相关领域也是适用的。我并不是非常确定哪一点最重要，但可以肯定的是，顺利完成好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才是最主要的任务。

DCSSA：作为研究生院的院长，您有很繁忙的事务；作为细胞生物学系的教授，您要指导研究生以及博士后。那么您是如何来有效的安排时间，平衡管理和研究的？

Dean: 我非常喜欢这两个不同的角色，我从不同角度享受这两份工作带给我的乐趣。我的理念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就意味这有些时候，我必须要加班工作。但幸运的是，我实验室的学生、博士后以及讲师对我当院长都是非常支持的。他们愿意和我在周末或者下班之后见面讨论，这就使我的时间非常灵活。并且他们非常善于email我数据。这中间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我们称之为“数据骨头”，因为这些骨头能够让我高兴的品尝一段时间。（笑）

DCSSA：作为一个科学界的成功女性，您是如何来平衡工作和生活的？有什么秘诀可以和我们女生分享吗？

Dean: 总体而言，一个人首先要确立优先级。在我的列表中，家庭永远是最重要的。与我爱人和朋友相处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我也很喜欢在健身房运动，可以认识和结交新的朋友。除此之外，培养一些工作之外的兴趣也是很重要的，我就很喜欢读书。关键在于确定某一时间段最重要的事情，并且灵活的进行角色转换。

DCSSA：最后，非常感谢您于百忙之中接受我们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采访。

（采编：王维娜，杜克大学生物化学系二年级博士研究生）

DCSSA：您刚才谈到现在杜克的国际学生越来越多，在这时难免会有更多的需求，你们是怎么了解这种需求，而开展新的服务的呢？

Harvard女士：我们一直都和一个小规模的国际学生团体保持联系，通过他们来了解国际学生的情况。这是一种方式。在国际学生还比较少的时候，我曾经每年12月都把所有学生叫来i-house，然后作一次“中期访谈”，看看他们的适应情况，看看他们是否需要额外的帮助。通常国际学生一开始很兴奋，但是随着第一学期的开始，他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困难，学习上的，生活上的。有时候我们也从别人那里学习经验，比如我们的“语言伙伴”项目，就是从Durham的另外一个志愿者那里学习来的。同时我们每年也有教育年会，我们会和来自其他学校负责国际学生事务的同伴们交流，看看他们有什么好的点子。有时候当学生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会主动来找我们，刚才我也提到，我们对伴侣的帮助就是这样开始的。刚开始就是一个学生来我们这里，告诉我们：“我妻子和我一起来了，但是我工作实在太辛苦，没法陪她，每天我回家的时候，她都非常郁闷，这样下去恐怕不行，你们能提供一些帮助么？”因此现在我们开始为这些伴侣们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

DCSSA：能举些例子么？

Harvard女士：我们有很多活动，包括语言文化讲座，语言交流小组，由于我们多数F2或者J2都是女生，我们还有厨艺交流之类的，每次都会有30多人来参加，他们中午在这里做饭，下午就边吃边聊，就能度过很快乐充实的一天。同时有小孩的朋友们也自发组织了小孩活动交流小组。

DCSSA：杜克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这几年也发展地很快，我们执委会成员也想更好地为这个社区服务，您觉得我们有什么能够改进的地方？

Harvard女士：我恐怕没法回答这个问题，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工作已经做得非常好，尤其在过去的5～6年中，你们组织的进步的飞速和惊人的。我们非常感激你们在新生到来的时候组织志愿者接他们，有更新很快的Dukechina网站，你们用中文给新来的同学们介绍美国的情况，让他们更快地融入这个社会。也感谢你们组织各种业余活动让大家生活更丰富。还有你们今年开展的“中国文化周”活动，让全校都更加了解中国的文化。我觉得其他的国际团体应该向你们学习。

DCSSA：非常感谢您的赞扬。说起各个国际团体，代表DCSSA，我想感谢您在今年学期初把你们的车借给我们，这给我们志愿者的工作带来了很大便利。

Harvard女士：我很高兴我们能提供这样的帮助。

DCSSA：我觉得这样的合作是一个很好的开始，i-house有没有什么计划和类似DCSSA这样的国际团体组织更好地交流与合作呢？

Harvard女士：这个问题很好，我们其实正在准备建立一个委员会，邀请各个大国际团体的负责人来参加，定期地开会，让大家互相交流，这有利于我们了解大家的需要，也有利于各个国际团体间互相熟悉，互相学习。

DCSSA：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来自中国的研究生黄鑫在i-house已经工作了4年，我知道i-house现在总是有一个学生在这里居住和参与工作，从什么时候开始i-house有学生参与，目的又是什么呢？

Harvard女士：在我刚来的时候i-house就已经有学生在这里居住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只是需要一个人在晚上和假期的时候照看这栋房子，因此我们就免费提供一间屋子给一个学生住，他自然也就成了i-house一员。最开始他们是没有工作任务的，但是黄鑫来了以后，他很积极地帮助我们，自愿承担了一些工作尤其是周末带新生购物，我们很感谢他。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过一段时间，i-house将搬到新建的central campus去，和i-office在一起工作，这样可能就没有房间提供给这样的一个学生了。

DCSSA：提到i-house搬迁的问题，我看您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您对这个非常期待，那么您觉得这个将给i-house带来什么样积极的变化呢？

Harvard女士：我期待我们得到一个更大的屋子，这样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来参加活动，同时也让我们有空间招更多的工作人员，随着我们国际学生学者团体的扩大，这个任务已经迫在眉睫了。同时，对国际学生学者来说，能在一个地方同时见到i-house和i-office的工作人员，将他们带来很大的便利。比如，一个学生到i-office想办理去外国学习的材料，结果发现i-house正在举办一个聚会，正好呢，有他想去的国家的学生在那里，这样就可能建立很好的关系，比如语言互助二人组之类的。

DCSSA：据我所知，在您退休之前，一个委员会就在物色接替您的人选，结果到现在还没有结果，我最开始是以为没有人申请，最近才听说有超过80个人申请，甚至有3个人到杜克来亲自接受面试，但是最后还是没能说服委员会。我觉得这说明了一件事情，您在i-house的工作确实非常出色，给后来者设置了很高的一个标准，那您眼中您的继任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

Harvard女士：如果他/她有类似的工作经验是最好的，有和国际学生学者交流的能力。同时他/她应该有宽广的胸怀，能包容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并懂得欣赏。只有这样，你才能享受这份工作。我相信他们一定能找到很好的继任者，他/她也许有很多新的想法，可能和我的相差很远，但是只要有利于i-house发展，我觉得都是好事。

DCSSA：您选择今年退休也和i-house即将搬迁有关是吧？

Harvard女士：我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所以这个选择也是正常的，同时我确实希望新的director能够参与搬迁的整个过程，这样他/她对新的i-house的布局，框架都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布置，我相信这对他/她今后的工作有很大帮助。

DCSSA：最后能讲一件您工作这么多年影响最深的事情么？

Harvard女士：这个太难了，很多事情都是值得回忆和怀念的。在我退休的时候，i-house其他人给我办了一个欢送会，有一个节目是他们模仿我的样子，来表演我以前做过的事情，非常有意思。其中一个是说几年前，有一个学生来i-house办理一些手续，完了以后，他就坐车离开了，在他离开的时候，有人发现他的护照忘记在i-house了，我于是抓上他的护照，冲了出去，一路追他坐的车，同时还大喊：“你的护照掉了！”考虑到我的岁数，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景象多么疯狂！

另外一件我很自豪的事情是很多年前，一个中国学生找到我寻求帮助。他在杜克待了4年，想回国，攒了一些钱，买了机票，但是就在他要回去的前一天，北京爆发了“天安门事件”，于是航班被取消了。他打电话给航空公司，但是他们拒绝退款，这个学生英语不是特别流利，无法和他们争论，因此他找到了我，我听了以后很气愤，于是我打电话给航空公司协商，结果一开始他们态度很蛮横，坚决不退款，后来我和学校其他领导协商后，再次打电话给他们经理，说如果你们不退款，整个杜克大学管理层将不再从你们公司购买任何机票！他们这才吓到了，顺利把钱推给了这个学生。

DCSSA：真的很感谢您！好的，我今天没有更多的问题了，感谢您今年特意从家里来到i-house接受我的采访，祝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Harvard女士：我很乐意，这是我退休后第一次回到i-house，感觉很好！也祝DCSSA越办越好！

(采编：李治中，杜克大学分子癌症生物学博士研究生)

被访人物简介：Carlisle Harvard女士，前任i-house director，1986年开始在i-house工作，在任21年，把i-house真正建成了杜克国际学生学者的家（the home away home）。今年9月Harvard女士正式退休，她的接任者还在物色中。一方面为了了解这位i-house的前任传奇当家人，二来为了代表DCSSA所有受到过i-house帮助的中国同胞表示感谢，编者特意在她退休后预约了这次采访，并赠送了中国传统工艺品做为礼物。

“我没有坐飞机，而是乘船过去的。现在你知道我有多老了。”（谈到她第一次出国去欧洲）
“他/她应该有宽广的胸怀，能包容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并懂得欣赏。只有这样，你才能享受这份工作。”（谈到她的继任者）
“如果你们不退款，整个杜克大学管理层将不再从你们公司购买任何机票！”（谈她为了帮一名中国学生要回机票退款）
――Carlisle Harvard

DCSSA： 首先非常感谢您在过去的21年内在i-house对所有国际学生学者，尤其是中国的学生学者的帮助。

Ms.Harvard：我很高兴能提供帮助，我非常非常热爱我的这份工作，我觉得这是杜克大学最好的工作。

DCSSA：您退休后这一个月感觉怎么样？

Ms.Harvard：挺好的，而且一直很忙。看望了很多很久没见的朋友，进行了几个短途旅游。

DCSSA：还看了篮球赛吧？（Harvard女士是一个篮球迷）

Ms.Harvard：（笑）没错，男篮女篮都看了。我很喜欢女篮比赛。我的两个孙子都在本市，因此我也有了更多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DCSSA：您退休后还会做一些正式的工作吗？

Ms.Harvard：我退休后最大的工作是开始学习电脑。（笑）还有ipod，他们（国际小屋工作人员）刚刚送了我一个ipod当纪念。我要开始系统学习使用电脑，如果有问题，赶快来找他们帮忙。另一个大计划就是做一些长途旅行，到很多国家去看看，见一些很久以前认识的老朋友。我要写一个游记，来记录我能去多少个地方，见到多少朋友。

DCSSA：您1997年去过一次中国，您当时的印象怎么样？

Ms.Harvard：非常好。我去那里开一个国际的教育会议。美国去了很小的一个团，中国朋友把我们被当作贵宾接待。我访问了西安，上海和北京。那个时候北京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城市，汽车数量之多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上海也是，非常多现代化的高楼。我还没有机会第二次访问中国，但我知道它现在都更加“城市化”了。

DCSSA：您可以明年去看看2008年奥运会。

Ms.Harvard：我真不确定我想在奥运会的时候去。（笑）如果我去，我肯定选择一些更小的城市看看。

DCSSA：我听说您曾经连续16年去了苏联或者后来的俄罗斯？这在美国人之中是很罕见的，当时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Ms.Harvard：事实上是连续20年，从1983年到2003年。当时还处在美国和苏联的“冷战”期间，我当时跟随一个美国教堂联合会的志愿团去了苏联，是一种民间的访问，和政治无关。我们去了解那里的人民，他们也能更了解我们，试图缓解两国之间那种紧张和害怕的关系。

DCSSA：你觉得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在那20年中进展顺利吗？

Ms.Harvard：刚开始曾经有所缓解，但是现在又很紧张了，又倒退了。我觉得我们的总统和他的激进政策要负一定的责任。

DCSSA：第一次去一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在那个时候是不是要很大的勇气？

Ms.Harvard：没错，第一次的时候，我非常担心和害怕。我们来自全国的40多个人先去纽约，进行一个3周的基本教育。我以前不敢一个人在纽约搭计程车，但是在那时候，我觉得相比去苏联，那根本就不值得害怕。（笑）但是我一直认为那是正确的决定，是很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真的非常担心这两个国家之间紧张的关系，那时真觉得的有可能再次带来战争。

DCSSA：您在去苏联之前还曾经多次去了欧洲别的国家是吧？

Ms.Harvard：是的，我第一次出国是高中的时候作为暑期交换学生到丹麦。有意思的是，我没有坐飞机，而是乘船过去的。现在你知道我有多老了。（笑）当时飞机还没现在那么普及和方便。当时美国一次送了1100个学生去欧洲各地，所以我们都坐同一班船过去，非常有意思。

DCSSA：您在欧洲的这段经历是您选择这个i-house这个职业的主要原因吗？

Ms.Harvard：其实我一直不太确定这一点，但是现在我回头看我过去的整个经历，我觉得（那些在外求学的经历）确实还是有决定性影响的。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很幸运地在杜克找到了这样一个能帮助国际学生学者的工作。

DCSSA：美国大学都配有ihouse这样的机构吗？

Ms.Harvard：每个大学都一定有i-office，但是不一定有i-house。前者主要做官方工作，后者做非官方工作，在很多地方，没有i-house，这两者的功能就都由i-office完成了，比如最开始的开学指导，平时的一些语言文化学习活动等等。但是现在的国际学生学者数量非常多，很多i-office都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做更多活动，因此我喜欢杜克现在这样的设计，这让我们能够给国际学生学者带来更多更好的服务。

DCSSA：杜克的i-house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职能一直没变么？

Ms.Harvard：不是这样的。10年前的杜克和现在多数学校一样， i-office还负责了一部分“非官方”的东西。i-office也还有专门的人在i-house办公。后来随着学生学者数量的增加，这样的设置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因此i-house和i-office都扩招了工作人员，然后两个机构彻底分开，分别负责一部分和国际学生学者日常事务相关的咨询和服务。还有一个变化是，在一开始，i-house只是负责国际学生的事务，后来在1997年，学校要求我们也要关注国际学者，因此我们开设了针对学者的服务，在那之前，学者只能从各自的系里得到一些帮助。几年前，我们接到了一些同学的反馈，希望我们能为他们的配偶提供一些语言，文化学习交流上的活动，因此我们又把我们的服务范围扩大到学生，学者和他们的配偶，我觉得i-house的发展非常迅速。

DCSSA：说到发展，现在i-house已经有好几个全职工作人员了，但是在您刚来i-house担任主任的时候，这里是什么情况？

Ms.Harvard：当时有一个i-office派来处理国际事务的人员，i-house有一个全职工作人员，她工作非常高效，当时还有一个3/4时间的秘书，然后就是我。说来好笑，我来这里当主任的前几年，一直都是兼职，因为我要和另外一位负责美国学生国外学习的工作人员分一份工资。那时候我1/4时间在这里工作，3/4时间在学校做其他工作。

DCSSA：很难想象当时您还只是兼职的工作。

Ms.Harvard：但是你要知道，当时整个杜克只有不到400个国际学生和学者。

DCSSA：今年我们有超过1800了吧？

Ms.Harvard：超过2000了。只是学生，不包括学者，不包括他们的家属。学者和家属还有另外1000吧。

DCSSA：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我们觉得可能一方面由于文化差异，另外一个也是语言的困难，中国人总是喜欢和中国人一起，从您的角度，您觉得是这样么？

Ms.Harvard：首先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杜克有太多的中国人，你在哪里都能找到中国人，因此来自小国家的国际学生一般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原因是，当你平时学习，无论是说，还是读，还是写，都在使用一门外语的时候，你肯定感觉疲倦，在休息的时候自然喜欢用母语和别人交流，这就造成了平时中国人扎堆的情况。

DCSSA：我们有必要强迫自己更多地和美国学生交流吗？

Ms.Harvard：我觉得如果国际学生能多和美国学生交流，那是非常棒的事情。不仅对于国际学生，而且对于美国学生也是好事。让美国学生至少有机会了解一些中国的学生，了解你们的想法。就我个人来说，由于黄鑫在这里工作了好多年，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我也从他那里学习到了很多东西，相信他也在和我们的交流中受益匪浅。因此我非常鼓励国际学生多和美国学生交流，但是这不仅仅是国际学生的事情，这也需要美国学生更加主动地来接近国际学生，来促成这种交流。

(采编：李治中，杜克大学分子癌症生物学博士研究生)

背景介绍：2007夏天，筹划多年的“新加坡国立－美国杜克大学医学研究院”正式开始招生。这是美国一流医学院第一次在亚洲建立这样大规模的医学人才培养中心。该院主要招收亚洲学生，但是由于该项目采用了全美国式教育机制，与传统东亚地区包括中国的医学院的模式有很大区别。为了更好地了解这样地一个系统，编者采访了该院客座教授兼课程指导Doyle Graham博士。该院网站：http://www.gms.edu.sg/

被访者简介：Doyle Graham博士，1966年在杜克大学拿到医学博士（MD），同年进入杜克大学研究生院，1971年获得理学博士（PhD）,1970年开始在杜克大学病理系担任教授，并与1987年成为医学院院长。1995年Graham博士转到Vanderbilt大学担任病理系主任一直到2001年退休。1997年他被杜克大学医学院授予优秀校友称号。退休后他一直从事药物开发咨询工作，在得知新加坡医学研究院的情况后，热情高涨，再次出山，远赴亚洲担任客座教授和课程指导。

DCSSA：您在杜克待了超过40年，当过学生，当过教授，也担任过医学院院长这样的管理职务，您觉得杜克在过去40年变化最大的是什么？

Graham：杜克在过去40年变化相当大，尤其是医学院和医学中心，从规模到人才引进，到资金投入都大大增强了。

DCSSA：在您读书的时代，MD/PhD项目还没有实行，您为什么在拿到MD学位后决定再读PhD的呢？

Graham：我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我在医学院后来学的是病理，我想做的不仅是临床，而是要把临床病例和基础科学研究结合起来，由于当时没有MD/PhD项目，我就在MD以后读了PhD。

DCSSA：您1998年在中国曾做过一段研究，能简单讲讲吗？

Graham：我当时是去中国帮助他们调查环境和神经系统疾病的关系，主要是在山东潍坊，当时他们发现很多人出现了神经系统疾病，怀疑是水质污染，我们去做了一些研究，结果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当时在中国做出（由于控制不力而导致污染严重）这样的结论是很危险的，受到很多阻力。我一直都说在中国的那次经历是一次“历险”。当我们做出结论以后，我以为任务已经完成了，谁知道那才是风波的刚刚开始。（笑），我们当时都没被安排住在潍坊市，而是在它边上的一个小镇，估计也是有所考虑的。

DCSSA：十年前中国医疗系统确实还没有现在这么透明和公开。下面我们就重点谈谈“杜克－新加坡国立医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医学研究院”），当初杜克怎么想到在新加坡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

Graham：我想这个想法最先产生在2000年。在那一年，新加坡政府决定大力投资生物医学领域，建立制药厂和生物研究公司。在他们实际操作的时候，发现在新加坡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缺乏联系临床医学和制药厂的人才，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既懂得医学，又懂得基础科学的一个群体，这促使了新加坡政府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改变这种现状的合作者。之所以最后杜克脱颖而出，可能主要有三个原因，杜克大学是全美国最先开始推行MD/PhD项目的大学之一，因此成为了一个很自然的合作伙伴。同时，杜克大学杜克大学医疗系统主席曹文凯教授祖籍中国上海，和亚洲，尤其是东亚都有很多联系。当时杜克大学医学院院长Sandy Williams对此非常感兴趣，做了大量繁琐的工作，也是促成这次合作成功的重要原因。

DCSSA：您早在2002年就退休了，退休后您在做些什么？是什么吸引您复出参与医学研究院的建设？

Graham：我在退休后主要进行咨询工作，主要对一些新药的研发提供一些建议，我非常喜欢那个工作。我有一次听到了关于杜克想与新加坡合作建立医学研究院的想法，我就约了杜克大学负责教育部主任了解具体情况，当时纯粹出于好奇。在聊天过程中我发现（教育主任的）想法和我的非常吻合，包括医学研究院教学方式等等，我非常兴奋。回家后和我太太商量，她说既然我这么感兴趣，我应该去做些事情。但是由于我和喜欢和家人待在一起，我不能做全职，因此我写信问他们是否有兼职工作可以做，他们回信说正好有一个课程指导的位置，负责每年春季学期教学，我非常高兴，因为时间和负责的课程都是最理想的，我立刻就答应了。我现在是春季学期到新加坡教育，秋季和冬季都回美国陪孙子孙女们。但实际上，我每年在这个项目上花的时间超过了6个月。

DCSSA：新的机构为什么叫“医学研究院”而不是简单的“医学院”? 是因为你想让学生都进行医学研究？

Graham：有两层意思。第一点如你所说，我们培养的不仅是一般的医生，因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已经有自己的医学院，而且有了100多年的历史，每年也招250多名学生。我们想做的是培养同时具有医学临床技术和基本研究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第二点，“医学研究院”这个名字主要是想和亚洲其他的“医学院”分开，据我们了解，在亚洲，包括新加坡和中国，医学院的学生都直接来自高中，而申请我们医学研究院的学生必须至少拥有本科学历，我们非常欢迎硕士包括博士生申请我们院。我想这是医学研究院和亚洲其他医学院一个很大的不同。

DCSSA：既然您提到这点，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医学院招收的是本科毕业生，而在中国和很多亚洲国家，高中毕业生就直接进入了医学院。您觉得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Graham：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就是学生更加成熟，不仅是年龄，关键是对自己未来职业的选择和把握。我们今年招收的学生里面有一对姐妹，在新加坡高中毕业后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因此出国读了本科，在那个过程中，她们才真正了解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很多高中毕业生都很迷茫，但是在大学过程中，你耳濡目染，接触的信息多了很多，应该有更好的能力来判断自己的爱好和职业选择。

DCSSA：医学研究院在教学方式上会有什么特别之处？

Graham：问得好，这其实是我最兴奋的一点。与传统的讲座式教育不同，我们第一次在医学院教育中尝试“团队学习式”教学。举例来说，我们每次考试，会给大家一些选择题，每个人都自己先做，做好以后，我们按照5～7个人一个组，这时候这个组的成员互相比较各自的答案，比如第一题，你选了A，他选了B，这时候你们就得辩论，说出自己的理由，争取说服对方。当这个组统一答案以后，各个组之间再比较答案，如果有不同，各个组之间再互相辩论，直到大家都统一意见了为止。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学习方式，让同学之间查漏补缺、互相教育，并且能够让学生们充分交流。不仅是学生之间，这种教育方法还包括了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交流，上面的例子其实缺了最后一步：学生和老师的辩论。在学生得到统一答案后，老师将公布他们认为正确的答案，如果这两者有分歧，学生和老师之间将会进一步讨论；这一方面我们也有不少成功的例子。

DCSSA：亚洲学生会不会比较不敢和老师辩论？

Graham：完全不会！我去新加坡上课之前，别人告诉我亚洲学生都比较害羞，我要多鼓励他们提问。大错特错！不用我鼓励，我好几次都被学生追问得很惨，几乎下不了台。（笑）但我认为这是好事情，我觉得老师也能够从学生那里学习，互相教育，共同提高，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教学相长的精髓和魅力。

DCSSA：这种教育法在杜克大学医学院也使用吗？

Graham：还没有，我不认为有任何美国医学院在使用这种教学方法。但是杜克大学医学院已经开始尝试这种方法，因为他们看到了其在新加坡的成功。（笑），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如果在新加坡的实践显示它非常有效的话，杜克医学院必然会大规模使用这种方法。

DCSSA：据我所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曾在1999年在新加坡建立了一个相似的医学研究所，结果好像失败了？杜克大学如何保证不重蹈覆辙？
Graham：你了解不少东西。（笑）没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研究所失败的原因说法不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方面说因为新加坡政府太急功近利，不了解科学研究的周期，而新加坡政府认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者太懒散，没能按部就班地完成其承诺。我不知道谁是谁非，也许问题出在文化或者评价体系方面的差异，但是我们确实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一方面要更积极和本地组织，尤其是政府勾通，另外一方面自己工作也要更努力一些。我不认为这个研究所会失败，原因在于新加坡政府非常急切地想填补医学研究者这个空白，从他们的投资力度就可以看出。在一开始，医学研究院就收到了政府8000万美金的投资，加上另外一个宾馆连锁店集团的8000万美金投资，启动经费达到了1亿6000万美金，政府给我们划了地，建了非常雄伟的教学研究楼。这一切都表明了新加坡政府对这个项目的重视，只要杜克方面保持热情，一定会成功。或者说，就算没有杜克，新加坡政府也要找其他的合作伙伴来完成这个项目。

DCSSA：杜克大学在建立医学研究院之初就承诺要带去一批优秀的教师和研究者队伍，但是很多人担心杜克的教授不会有兴趣跑到地球另一端去，你们做了什么努力来吸引优秀人才加入？

Graham：我觉得新加坡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一是工资待遇，新加坡政府给学者提供的待遇只能用“惊人”来形容。而且新加坡税收相对低，例如我，大概上缴15％的税，比美国好很多。二是科研经费不用担心，我们刚有一个犹他大学的院长辞职到新加坡，原因就在于现在NIH的科研经费很难申请，即使这样有名的研究者也没有办法拿到足够的经费，我女儿在哈佛医学院做了几年也不得不离开，也是因为经费的原因。而新加坡有重组的经费，我相信一定能做出最好的研究。三是科研环境自由很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干细胞的研究，在美国很多干细胞相关研究是被禁止的，因此，如果要做相关研究，来新加坡吧！ 四是新加坡的环境也很好，我每天都出去散步，走好几公里，我从来没有担心过安全问题，在美国哪个地方你能这么放心地单独散步？没有！因此我说用一点所谓的“人权，自由”换得一点“安全感”也是不错的选择。

DCSSA：杜克大学为什么要参与这个项目呢？或者说，杜克大学能够从中获得什么利益呢？
Graham：这肯定是一个双赢的项目。对于杜克大学来说，这一方面将打开杜克大学学者到亚洲继续发展的道路。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优秀学者，包括你们系（药理和分子癌症学）的Patrick Casey都在那里建立了实验室。

DCSSA：好像还有神经生物学系的两位教授包括George J. Augustine

Graham：没错，George我很熟悉，在新加坡也见到了，他是一个非常有热情的科学家。对杜克来说，另外一方面的好处在于获取更多对亚洲人群疾病的认识，接触更多的病例，有利于丰富我们杜克医学院的病例学习。

DCSSA：对医生来说，学习大量不同的病人样本是必要的，甚至比背课本有用得多，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你们如何保证学生获得足够的病人资源呢？

Graham：（笑），新加坡虽然小，但是还是有大概500万人，对于一般的医学院来说，通常来说，只需当地人口数量在100万左右即可，因此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DCSSA：新加坡华人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很深远。我知道中医在新加坡还是比较流行的，您绝对这种文化冲突对于医学研究院在新加坡的发展会有影响吗？

Graham：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大的冲突，但是两者的不同我们要认识。我在新加坡的“中国城”经常看到应用中医理论治病的医生，有些时候我会比较担心，比如有时他们直接从病人皮肤上取下一部分（编者估计为取痔或者取鸡眼之类），但是没经过研究就扔掉了，但如果是个皮肤癌或者是黑色素瘤的患者，这就比较危险了，在西医理论里肯定不能这么做。当然也不是说中医就不好，中医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和实践，必然有其有效的地方，实际上西医使用的药物有些也是从东方的传统医学上衍生来的，比如用于治疗癌症的紫杉醇等。在我以前的实验室，我曾经花了大量精力试图从蘑菇中提取有效成分来研究抗癌药物。蘑菇是个很聪明的生物，它含有的某些成分能够有效抑制癌细胞的生长。不幸的是，提取的成分对正常细胞有很强的副作用，因此没能用于临床。

DCSSA：医学研究院主要从哪里招生？

Graham：我们愿意从世界各地招生，今年入学的第一届学生多数是新加坡人，也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美国等地方的学生，还没有中国大陆的，我们非常欢迎中国大陆学生申请我们医学研究院。

DCSSA：在医学研究院的网页上，你们说欢迎各种专业背景的人申请，如果相差较大的专业，例如数学，文学专业的学生要申请，应该提前做些什么准备呢？

Graham：这次我们入学的学生中有学工程的，这可能是背景相差最大的。目前还没有学艺术比如西方文学或者英语的学生。当然在杜克大学医学院是有这样的人的，我们也欢迎各种背景的学生。但是我的忠告是，在你申请之前，请务必打下比较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要不你的学习会非常吃力。这主要是由于我们非常有“野心”，所以课程设置也很“激进”。比如说，我们会在6个星期内完成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病例学三门课的教学，如果你没有足够多的背景知识，将会非常辛苦。

DCSSA：你们希望医学研究院毕业的学生做些什么工作？

Graham：如我前面说到的，我们希望他们能架起临床和制药公司之间的桥梁，能把两者之间的知识相互转换。由于现在生物学的技术和理念一日千里，我们在学生毕业进入医院工作以后，还要不断地把他们带回到实验室中，让他们能跟上最新地基础科学发展。

DCSSA：杜克大学医学院最近和亚洲的合作似乎有升温的趋势，除了和新加坡合作的医学研究院，你们和中国的北大医学院也有交换项目，杜克大学是不是觉得现在是医学领域“全球化”的时代了？

Graham：你这方面了解得可能比我多。我觉得是这样的，交流总是好事。其实杜克大学并不是唯一的，前面提到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还有康奈尔大学都在亚洲有一些合作项目。我觉得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DCSSA：是否有在中国直接建合作研究所的想法呢？

Graham：我不知道，我只是打工的。（笑）你可能得去问问真正的领导，但是如果有，我不会感到意外。

DCSSA：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和您家人生活愉快。

采编：李治中，杜克大学分子癌症生物学博士研究生
王瑞， 杜克大学医学生物信息与神经生物学博士研究生

About Sheila Curran: Prior to coming to Duke in January, 2003, Sheila spent 20 years at Brown University, including 7 years as director of Career Services. Her prior experience is in all areas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he has earned lifetime certification as a Senior Practitioner in Human Resources. Sheila has a BA in Russian and Persian from Durham University in England and a postgraduate qualification in Educa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Sheila is passionate about helping students lay the groundwork for successful and satisfying careers. Sheila is the co-author of a book published in May 2006 by Ten Speed Press, titled Smart Moves for Liberal Arts Grads: Finding a Path to Your Perfect Career.

DCSSA:职业指导中心如何具体操作呢？

Curran:学生来到职业指导中心，我们会有一系列的评估。比如说你是一个外向型的还是内向型的人？你希望多和人打交道呢，还是躲在幕后做一些工作？再比如说你是一个喜欢直觉的人还是喜欢要数据来说明问题的人？再比如说你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还是喜欢执行的人。其中是否懂得一个企业的文化和你自己的个性相匹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DCSSA:你觉得是不是刚进大学的第一天就应该开始规划自己将来的择业道路？

Curran:我并不认为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事实上，我通常给一年级学生的建议是，不管你以前想过多少次我将来应该从事什么职业，或是我今后的道路，把他们通通忘记。进入大学之后，你就应该学会自己去发掘不同的问题。

DCSSA:大学的一个好处就是远离了自己的父母，每天和一些聪明而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在一起。你的想法很可能被他们所影响。比如说，你的下铺是一个非常有冒险精神的人，或许你被他说服了，放弃了做律师的梦想，转而创业。

Curran:没错。你的想法的确可能被你的同伴们所影响，尤其是你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理的时候。但是影响也可能来自不同的方向，当你开始限制自己的选择的时候就说明你的思路变得狭窄了。比如说，我一定要变成什么什么。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么你恐怕不太容易成功。如果你换一种思路，我必须要增强自己的这方面技能，我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我想做这个因为它能让我开心，这样就会变得容易得多。
快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很郁闷，赚再多的钱也没意思。自己的价值在什么地方？真正的兴趣在哪里？应重新定义“成功”

DCSSA:你的意思应该是，当一个年轻人去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那么他成功的机会就要大得多。

Curran:对。成功很多时候源于对于这份工作单纯的热情，而不是说为了达到某个位置。我们不妨来想一想公司总裁这个位置，通用汽车的总裁和你自己公司的总裁，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角色，所以谈论起来没有任何意义。更有意义的是，谈论我希望的工作能够有很多的自由度，或是说我希望的工作中，我能够参与决策。

DCSSA:你认为学生找工作的误区通常在哪里？

Curran:如果你认为只有少数的一些职业意味着成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学生们走出象牙塔之后，很快就会意识到，快乐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很郁闷，那么你赚了再多的钱也没有意思。我们希望学生们都能够认真想一想，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自己的价值在什么地方，自己真正的兴趣在哪里，重新来定义一下成功。是自己眼中的成功，而不是父母亲眼里的成功。

DCSSA:你曾经说过，“真正让我惊讶的是发掘快乐的道路有千万条”。在你眼里，快乐的源泉究竟在哪里？

Curran: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让自己激情澎湃的事情。对我来说，我的激情就是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和应该去做的事情，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我经常起到的是一种桥梁作用，把需要帮助的人和我所知道的可以帮助他们的人联系起来。
现在对于美国社会的问题就在于，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愿意停下来花些时间想一想什么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的生活节奏实在太快了。要想完全按照自己的人生规划来走非常困难。对于美国和中国的学生来说，你一直不停地努力跨上一个新的台阶，你继续努力又跨上一个台阶，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高处不胜寒”，那里已经没有其他人和竞争了。你终究会找出，我真正喜欢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自己想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问题最后归结到，你是谁？而不是你的工作是什么。

DCSSA:那么如果是学生愿意继续深造呢？

Curran:在我们的职业指导中心里，有不同的教授来负责指导需要申请法学院，医学院和商学院的学生。一般情况下，这些辅导从本科三年级开始。现在我们发现的一个事实是：越来越多的本科生开始在毕业之后出去工作一到两年，再回来读法学院或是医学院。而商学院则需要工作四至五年后再回来申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我们通常问学生这样一个问题，这个职业学位是你真正想要的吗？如果答案是不确定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应该等一等。我们会给学生们一到两年时间，从而他们能够找出答案。现在75%的学生不直接进入下一个层次的教育。
帮助学生去寻找自己的激情所在，去了解达到目标的路径，去明了应该做的准备，使他们生活的快乐幸福

DCSSA:对于研究生来说，尤其是中国学生来讲，在找工作方面您能够提哪些建议？

Curran：我想学生的期望值和实际情况是有错位的。美国政府希望国际学生在毕业后都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国去效力。如果学生们希望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的话，他们的选择是很有限的，因为愿意雇佣他们的公司必须要证明这个职位没有美国人能够胜任。所以这就回到了我刚才提及的第五点，你要发现自己的长处所在，为什么他们愿意雇用你而不是一个美国人。如果你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你找到工作的几率就大大增加了。
另外一个事实是：对于国际学生，如果想在美国就业的话，学习的专业应该与所找的工作要有紧密的联系。

DCSSA:最后一个问题，对于中美之间的教育，有一个很有趣的比较：在中国，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高学历意味着高能力，所以很多父母都特别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拿博士。不知您有没有注意到这种现象。

Curran:我们在杜克的职业指导中心花了很多力气来和国际学生交流，特别是来自亚洲的学生。如何与父母打交道。这个事实很有趣，很多时候父母会对你指手画脚，他们说，你应该去做这个，应该成为这样的人。事实上当父母这样说的时候，他们不清楚其他你可以走的路。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学生去寻找自己的激情所在，去了解达到目标可以走的路径，去明了这条路径应该做的准备，就会给你的父母以信心:原来我的儿女是可以自己独立生存的，是能够成功的――即使他没有博士学位。他们能够生活地快乐幸福，因为他们选择的道路是他们自己所真正喜欢的。我承认，这些东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而且通常需要时间来证明。但是我坚信这是值得尝试的。

****一个企业的文化和你自己的个性是否相匹配，是寻求就业中最为关键的问题****

与中国大学的就业指导中心不一样的是，美国本科生在入学时就开始考虑为自己将来的就业发展之路打下基础。DCSSA最近专访了杜克大学职业指导中心主任希拉克伦(Sheila Curran)女士，就美国学生如何走向就业的问题进行了采访。

希拉克伦女士，生于英国，本科就读于英国达勒姆大学，主修俄语和波斯语，随后在伦敦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到美国后，先后在密西根等大学工作过，目前担任杜克大学职业指导中心主任。她是BusinessWeek杂志网络版的特约撰稿人，并是畅销书“Smart Moves for Liberal Arts Grads”的作者之一。(http://www.smartmovesbook.com/)

“如果你从底层做起，就会对一个企业有更深的了解，对促成企业运转的因素有更深的体会，明白如何更有效的与人打交道。”
――Sheila Curran

DCSSA:我们从你的经历谈起吧。为什么经过第一次就业之后，你认为以前的教育没有给你带来实质性的东西？

Curran:我发现自己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很多年轻人的通病是――不知道如何把自己学习到的东西运用到实际中来。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我就不断告诫自己的学生，你在大学里面学习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你将来会在职业生涯中运用到的东西。就拿哲学专业来说，你几乎不可能成为一位哲学家。
所以假定本科的基础教育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背景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帮助学生们把他们所学的东西和将来的工作联系起来。所以我们就会仔细地观察你在本科基础教育中究竟得到了什么:分析数据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与别人交往的能力及写作的能力等。

DCSSA:你来美国后第一份工作是做秘书。在你以前接受采访时说，从做秘书的工作中你学到了最重要的是谦恭。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Curran:年轻人往往喜欢这样想，我去了一所名牌大学，那么毕业之后我就应该找一份高级的工作。高级的工作往往是这样定义的：位高权重加上丰厚的薪水。但如果你从底层做起的话，你就会对于一个企业是如何组织有一种更深的了解，对于所有促成企业运转的因素有一种更深的体会，明白如何更加有效的与人打交道。

DCSSA:你从刚开始的工作中还学习到了什么？

Curran:我想我学到了好多东西。我知道了为了达到下一个阶段的目标，你必须把目前的工作做好，即使你认为目前你被大材小用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做好手头的事情，不断四处望望，寻找机会。

DCSSA:你认为成功就业的秘诀在哪里？

Curran:我想情况因不同的机构而定。我从密西根大学开始做起，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张贴工作的布告栏，一旦发布，我就可以去申请。我并不会去一个将来没有发展机会的工作。

对于其他国家的学生来说，重要的是，你明白在这里游戏的规则是怎么样的。你当然不愿意在拥有学历的情况下输在了对企业文化的理解上。一个窍门:你的简历永远是敲门砖，而进了大门之后，他们就不再看你的简历了。他们再次挑选的时候就要看：你个人的性格怎么样？你对于职业的理解如何？你是不是可雕塑的人才？所以你必须要证明给雇主，你懂得他们的企业文化，他们的运作方式，你还知道如何让这个企业变得更好。

最重要的一点:学生必须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在择业方面要明白你的长处，找准你的切入点

DCSSA: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很重要的是学生懂得自己究竟需要什么。杜克的职业指导中心如何帮助学生了解评估自我？

Curran: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学生必须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很多人在第一年就可以尝试各种机会来明白自己究竟喜欢什么。但是也有很多人直到毕业还没有搞明白自己究竟需要什么，甚至到了研究生阶段。我认为学生们在择业方面有五个明智的举动可以避免出现误区：
第一，找出你自己究竟喜欢什么――你喜欢待在实验室和各种仪器打交道还是喜欢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热爱一个坐在办公室编程还是和别人来辩论。
第二，你要积累经验，有时候经验可以通过给教授打工获得，有的时候在一个俱乐部里面担任领袖，更多的是在实习中获得。现在美国的本科生越来越重视实习经验。
第三，你要把一个社会关系网给建立起来，要主动地去认识人、和教授聊天、和管理层打交道、和校友建立联系。校友网络在美国是一个极为庞大的资源，你成为杜克社区的一员始于你入学的那一天，但是没有结束的那一天。一旦成为杜克人，那么你就永远是杜克人了。
第四，你要明白你的长处。如果你对数字比别人更加敏感，那么可以去华尔街就一展拳脚；而你如果笔头快的话，去新闻传媒或许是不错的选择。
最后，你必须找准你的切入点。在这里，切入点的意思就是你要明白你的长处在哪里，什么品质能够让你脱颖而出。也许是你来自中国，你对于中国的商业运转方式比较明白。证明你独特的方法有很多种。你能够给这个位置带来一些别人不能够带来的东西。
当然了，每个人做事的方式不一样，但是这五点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一个学校的强大，依靠的是竞争，不是垄断。

人才是否流失，不在于学生是否出国，而在于学生有没有把根扎在中国。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

2007年5月8日，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访问了杜克大学，并和杜克大学校长签署了两校合作备忘录。会后，顾校长接受了DCSSA简短的采访。

人物简介：顾秉林（1945—），吉林德惠人，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和材料科学家。1965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习，1970年大学毕业并留校 工作。1979年赴丹麦Aarhus大学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顾秉林院士长期致力于物理学和材料科学的研究和高层次人才 培养，在凝聚态物理方向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已发表学术论文220余篇，其中SCI论文200余篇。2000年3月任清华大学研究生院院长，2001年3 月任清华大学副校长，2003年4月任清华大学校长。

DCSSA：首先，欢迎顾校长到北卡，到杜克大学来访问。也非常感谢您在忙碌的行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对RTP，对杜克大学的印象怎么样？

顾：我是第一次到北卡，平常就听说这边有几个好的学校，像杜克，UNC。我觉得杜克大学非常美，古老的建筑风格很有神韵。当然听说这些“古老建筑”也有一 些是新建的（笑）。杜克大学的整个环境很有学术殿堂的感觉，所有这个地方很适合做学术，做研究工作。有这么多的清华学生，中国学生到这里来读书，是很幸运 的事情。希望大家在这里利用这个很好的环境，好好学习。

DCSSA: 您这次来美国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顾：我实际上是来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来参加一个校长论坛，主要是关于环境的，也是来宣传一下清华大学在（环境）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注：顾也是中华环保联 合会副主席）。会议之后，顺访几个学校，都是以前没有来过的，包括杜克，像UNC，来看看。一是看望老朋友，二来也是希望能在交换学生方面和这些学校达成 一些共识，促进学校间本科生，研究生，学者之间的交流。

DCSSA：接下来谈到一些关于留学生的话题。比如说，现在杜克有20～30个大陆高中毕业后来的本科生。越来越多的国内优秀高中毕业生选择了出国读本 科，最近包括香港大学在内的一些学校也开始“抢夺”清华等国内一流高校的生源。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清华大学有什么举措来吸引这些人才呢？

顾：这个问题实际上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应该说，优秀的青年学生有更多的选择是个很好的事情。不要把这个事情当作不好的事情。我作为清华校长，我觉得这个事 情对年轻人未来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其他学校的介入），并不影响清华招收最好的学生。而且我们一直也在招最好的学生，去年，75％左右（高分）考生报考 的是清华大学，是太好了（笑），并不是越多越好。应该说一个年龄段的前5%都是非常优秀的。有些学者把这个事情说得很恐怖，其实没必要，我们很欢迎香港， 包括美国的这些学校到中国去招生，让青年人有更多的选择。清华一直都有一些天生的优势，我们有足够信心留住最好的学生。一个学校的强大，靠的是竞争，不是 垄断。

DCSSA：除了本科生，谈谈研究生。有一个老争论了，说清华北大顶尖毕业生很多都出国了，我们一直在为美国免费培养人才。您怎么看这个论断？

顾：第一：这个观点完全错误。不能认为出国是人才流失，不出国就不是人才流失。不能因为学生出国了，就认为我们为外国人培养人才。历史上清华有很多留学 生，后来对中国各个领域，都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我认为一个年轻的学生，应该有丰富的经历，这对他的成长是必要的。我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早期在丹麦 拿到博士学位，后来在美国工作2年，在日本工作2年，这些经历对我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人才是否流失，不在于学生是否出国，而在于学生有没有把根扎在中国。 事实上，清华北大出国的人并没有媒体宣传的这么多。我担心的其实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出国的人越来越少。不是担心太多，而是怕太少！ （笑）因此，清华一直在推进学生出国计划，鼓励帮助更多的学生到国外来学习。

DCSSA：国内顶尖大学的毕业生，有时候选择到国外2流乃至3流大学继续读书，有时候是因为他们能提供奖学金，生活保障比较好。据我所知，国内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补贴是比较低的，清华大学这方面有没有考虑过在国家标准以外，增加投入，提高研究生的生活补贴呢？

顾：清华也在进行研究生体制的改革，其实清华在研究生的投入上是非常大的。每年，大约有五千多万是单单用来支持研究生的生活补贴，其他的无形支持，包括导 师课题，学习环境，研究条件等也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实我觉得学生的选择是多方位的。如果他要选择一个经济资助比较好的方向来做研究，也是很好的。我们 的价值取向不要太单一，只要能学好知识，本领，这是最重要的。在学校的改革中，更重要的，是保证所有的本科生，研究生都不要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学校有义 务为他们提供更大的帮助。

刚才的几个问题，我觉得都是大家受到了一些媒体的误导。比如香港大学到内地招了一两个好的学生，媒体就说，“哎呀，香港成了一流大学了，中国的清华北大成 二流了。”完全可笑的一些论断。学生有更多的选择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清华北大呢？学生选择来出国学习，也是很好的事情。为此我最近专门在一个会议上 强调，应该鼓励学生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向。

DCSSA：国内大学是入学定专业，而杜克大学这边是到了2年级才确定专业。高中毕业生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兴趣的把握不一定准确，而且受到家长，老师的影响，专业选择很多时候不准确。看起来国外这套系统更合理一些，这方面清华大学有考虑过学习国外的这种专业选择机制吗？

顾：我觉得可以有不同的形式来做这个事情。现在清华的本科生有4次机会可以转专业。在清华，刚进学校可以转，1年级以后可以转，2年级以后可以转，选择研 究生的时候还可以转。应该是很充分的。你想如果大学有4次机会给你转专业的话，其实和国外这种2年级分专业，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随着你 年龄的增加，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进行学习。

DCSSA：但我听说转专业受到成绩限制，必须在以前专业成绩很好才能转？

顾：没有，只要对方专业要你就可以。因为你喜欢学这个才能学好，不能强求一个学生在自己不喜欢的专业学习很好。并不能说他不聪明。我们规定每年有15％的 学生可以转专业，那么4次就是60％，也就说每一届有60％的学生可以换专业，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比例了。为什么不能完全学习国外的这套机制呢？确实有很大 的区别。国外的学校对学生的生活，思想几乎不管，而国内的大学还要管理学生的生活，管他们方方面面的事情，这就让国内大学必须有“班级”的概念，必须有人 管这个集体，这就有了班级，有了系。国外也有一些古老的学校有“学院”，他们也是做一样的事情。所以选择什么样的形式，还是要考虑国情。本质上呢，就是要 让年轻人选择自己愿意学习的事情。

DCSSA：有人说，中国本科教育失败，表现在学生没有清楚的职业规划，大家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包括出国选择，所谓的盲目出国，跟风出国。那么清华大学，比如就业中心，有没有想过给学生就职业选择，比较等方面多做一些指导?

顾：我们现在有很多这方面的讲座，我们有一个就业指导中心，专门有这样的课程，每年也都邀请各种各样的人，通过他们的经历，来给大家做指导。这是学校做的 事情，而你提的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学校，其实是一个社会问题。中国的小孩，家庭管得太多，学校管得太多，他们独立思考的时间太少，这是造成这个问题的 根本原因。而美国的小孩不一样，他们很小就开始独立的思维，不依靠父母，不依靠学校。那么他们对自己的发展想得多一些，至于是不是正确，这是另外一个事 情。我们中国的小孩不喜欢去想，等长大了想去自己思考的时候，已经毕业了。

DCSSA：最后，您作为老一届留学生，作为前辈，对我们DCSSA的中国留学生们有什么话说？

顾：学习专业只是一个案例教学，主要还是要培养一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因此学什么，大家只要作为案例来提高自己的能力就可以了。因为世 界发展很快，科学技术发展也很快，具体的知识也许很快就陈旧了，而只有那种不断寻求新的知识，不断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永恒的。

DCSSA：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DCSSA 李治中 采编）

“对于杜克医学院来说，另外一个独特的优势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医学中心就坐落于校园的中心，所有我就有很多机会与不同学院的人进行接触。”

“我们同实验室的同学全部都出去聊天社交了。但是我就一个人呆在实验里面，等待他们来叫我……当时那种离群的感觉非常糟糕。”

“看待亚裔在美国成功的关键在于——你把你的背景、你的能力中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同时你又积极主动地融入新的文化，那样你就会成功。”

——曹文凯(Victor Dzau)

DCSSA：你来到杜克已经1年多了。你如何看待从哈佛到杜克的过渡？作为哈佛医学院的系主任和杜克医疗中心的主席角色一定很不一样吧？

Dzau：我想职业道路的规划对于每个人都是难题、机遇和挑战。你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总是要做出选择，我准备做这个，或是做那个。对于我来说，之所以来杜克 的原因是我觉得这里的机会实在太诱人了。大家都知道，杜克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校，它的医学院才刚刚建立75周年，而不是已经两三百年了。我告诉你一个有趣 的事实：我在哈佛的教授职位是哈佛医学院历史最悠久的教授职位（Professorship）。它于1791年创立，我是第十位拿到这个职位的人。所以也 就是说平均每位教授在这个职位上呆了20年！而你再回过头想想：杜克医学院总共才75年！仔细看一看它的潜力，它蕴藏的能量，太让人兴奋了！回想杜克医学 院在过去75年中取得的成就，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如果你简单地来画一道轨迹，你可以看到上升的斜率超过哈佛或是其他地方。我坚信我们有光明的未来。

对于杜克医学院来说，另外一个独特的优势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医学中心就坐落于校园的中心，所有我就有很多机会与不同学院的人进行接触。在哈佛，医学院在波 士顿附近，而主校园在剑桥一侧，相隔很远。所以这就是杜克拥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你如果看一看《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排名，杜克排在综合类第五名。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如果我接受这个挑战，我也许能够帮助杜克走得更远。另一个作为医疗保健系统主席的独特之处在于：医学院、护理学院和保健系统，还有研究 全部由一个人最终拍板。而在哈佛，并没有这样一个位置。所以对我这样一个研究者，同时也对临床非常感兴趣的人来说，这个位置非常特别。

再回过头来说一说我对研究的热情。虽然我现在担任了行政工作，但是我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我目前做的研究课题数目大致与我在波士顿时候做的差不多。现在每 周三、周五，周六，我都会花上半天在实验室里面，与博士后们交谈，和研究生们开会，所以这就是一种热情。我其实已经没有必要作研究了，因为我已经很成功 了。我最近在Nature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所以我现在的生活就好像这样：我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医疗中心，让杜克变得更好，而对于我自己的兴趣来说，我会 继续作研究，就好像一个音乐爱好者继续弹钢琴一样。

DCSSA：杜克的医疗保健系统创建只有短短的75年时间，你认为是什么原因促使它前进如此之快？

Dzau：我认为古老的学院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有的时候我们称为传统。所以你会发现不同的想法通常很难实现。如果你想去改变一些东西，遇到的阻碍会非常 大。我们就拿新兴的一些公司来说，Google! 在那里，新的点子层出不穷。所以我要说创新非常重要。我觉得对于美国这个国家，创新就是推动力。人们喜欢说：你有新的点子吗？让我们试试吧！而对于古老的 学院来说，你有了新的点子吗？但是，我们不太想改变……杜克在创新这一点，让我想起了斯坦福，虽然斯坦福比杜克还要古老一些。

DCSSA：那么你能不能具体比较一下哈佛、斯坦福和杜克这三所学校各自的特点。

Dzau：我想我不仅可以比较医疗研究方面，还可以说一说整个学校的情况。哈佛历史悠久，个个学院都是世界一流的。哈佛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非常庞大，相比较 斯坦福就要小很多，但是聪明人云集。对于哈佛来说，问题也很明显：每一个学院都非常独立，学院之间“老死不相往来”。但不管怎么样，哈佛都是最顶尖的。

斯坦福是一个充满了创业者气质的地方，高质量加上高密度的人才，始终愿意去探索新的点子。他们坐落于硅谷中，是一个前进有动力的学校。

杜克有自己的特点。它在南方，南方在目前是一个独特的地区。如果你想一想，下面美国哪一个地方会有爆发式的增长？答案是南方。如果你看新英格兰地带，他们 的人口是在不断流失的。现在很多人移居到北卡州，所以这就给杜克带来了很好的机遇。杜克非常年轻，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校园非常集中所以合作非常容易。我非 常看好杜克的前途。杜克在美国的名声非常响亮，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中国，它比起哈佛和耶鲁还有差距。所以Brodhead校长和我正在大力提倡国际化。

DCSSA：自从当上医疗保健系统的主席之后，你积极地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减少医疗保健的不平等项目，而同时你不断声称运作医疗保健系统也是一个商业运作，那么我想问一问如何平衡利益与帮助穷人之间的关系。

Dzau：很棒的问题。我经常说：做得好和做得出色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如果你在收入方面非常成功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用这些盈余来做善事。问题在于，如果你 不小心运作医疗保健系统的话，你可能连最基本的投入到研究中的经费都没有了，更不用说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想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因为医疗保健中 心承担着社会责任，对此我们有很强的commitment. 我们希望能够不断地改进我们的设备，不断地加大对科研的投入，不断地增加对年轻人培训教育的经费投入。如果你有很强的道德责任感，很强的正义感，不断确保 整个机构运作良好，那么你就有足够的盈余去为人们作好事。

DCSSA：最后一个问题。在美国的华人常常说有“玻璃天花板”。就是高级的管理层职务很少由华人来担当。那么作为一位非常成功的华裔领袖，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Dzau：我经常和亚裔的学生以及老师们交流，他们也常常会提及这个问题。我觉得在美国的亚裔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像我这样的第一代移民，对我来说，就是一 个融入美国文化的过程。第二种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往往他们的父母会告诫他们：你还是要遵守中国传统美德，你应该找一个中国人做男朋友 /女朋友。我觉得对于所有的亚裔来说，挑战都不小。

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在实验室工作，那是一个暑假。中间有休息时间，系里面提供咖啡。我们同实验室的同学全部都出去聊天社交了。但是我就一个人呆在实验里 面，等待他们来叫我。当然你知道，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你应该主动地加入他们的行列，而不是等他们来叫你。但我不清楚，所以我就一直在实验室等着，等啊 等，一直到他们回来。当时那种离群的感觉非常糟糕。但是你换个角度，想想我的那些美国同学会怎么想我？他们会说：这个人太害羞了，或者不喜欢社交。所以这 件事情给我的触动很大，我明白了，如果你要想在美国成功，你必须要懂得这个国家的风俗。你必须要让别人认同你的能力、你的价值和你的贡献。所以我一直和学 生们说的是：看待亚裔在美国成功的关键在于——你把你的背景、你的能力中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同时你又积极主动地融入新的文化，那样你就会成功。

人们如果讨论“玻璃天花板”的时候，我想这种天花板有两种可能，一种当然是歧视；另一种可能性是这样的：如果杜克要选择一位医疗系统的主席，那么这个决定 就等同于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候选人真的能领导我们吗？他真的明白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吗？他能够和我们进行交流吗？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必须要 表现出这样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让别人认同你作为一个领导，认同你是能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合适人选。所以我要说的是：所谓的玻璃天花板其实不存在，就算存 在一捅就破。

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美国人想到中国去发展，他们也必须融入中国文化才能取得成功。总之，把你的优秀的背景和对新文化的理解融合起来，你才能成功。这就是我要说的。

DCSSA：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宗兴采访，根据录音整理并翻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DukeChina.Org)

编者按：走近学校管理层，倾听他们的声音；换一种视角，重新审视多姿多彩的人生奋斗历程。我们的网站从今天开始起推出新栏目——“高端访谈”。在这个栏目 中，我们将连线学校各个部门的主管领导，来听听他们的人生故事，看看他们眼中的杜克大学。第一位接受我们采访的是杜克大学医疗保健系统主席曹文凯 （Victor Dzau）。他现在担任 Chancellor for Health Affairs at Duke University and President and CEO of the Duke University Health System。采访全文由英文翻译整理而成，由于全文较长，分为两次刊出。欢迎其他网站转载，但请注明出处DukeChina.Org。

人物素描：

曹文凯：1946年生于中国上海。3岁时随父母移居到香港。在香港接受了早期教育。高中时全家移居加拿大。1968年在加拿大McGill大学获学士学位。1972年在McGill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MD)。

73年至79年在美国Peter Bent Brigham医院任住院医师，同时在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任心脏科研究员。78年开始在哈佛大学医学院担任内科讲师，80年至84年任哈佛医学院助理教授，84-90年任哈佛医学院副教授。90 年至96年任斯坦福大学内科讲座教授，心脏血管科主任。96年回到哈佛，任哈佛医学院内科Hersey讲座教授，Brigham &Women Hospital 内科主任。2004年受聘于杜克大学，担任杜克大学医疗保健系统主席。是整个杜克大学医疗系统的最高领导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曹文凯博士与美国劳工部部长赵小兰等五位杰出华人于2005年一同获美国艾丽思岛移民成就勋章(Ellis Island Medal of Honor)。艾丽思岛移民成就勋章于1986年开始颁发，以表彰对美国社会作出杰出贡献的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历年的获奖者包括拳王阿里(Ali),美国 前国务卿鲍威尔等。颁奖地点选在纽约艾丽思岛，具有特殊的意义。艾丽思岛曾是上个世纪初期，大批移民乘船进入纽约港的必经之地，因此又被称为“移民岛”。 艾丽思岛和自由女神像所在的自由岛相毗邻。当年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移民在海上颠簸多日，历经艰辛，抵达纽约港，一看到高耸的自由女神像，就情不自禁地朝 她挥手，这样的情景已经深深印入人们的脑海中。

第一部分：

“……我的祖父死于肺结核。所以这些疾病给一个幼小的孩子的心灵以巨大的震撼”

“许多人之所以作研究是因为他们由此可以得到升迁，或者说这么做是可以出名——这些，我认为，都不成为作研究的原因。”

——Victor Dzau

DCSSA：Chancellor Dzau,您好！首先介绍一下我们DCSSA。我们这个组织由所有在杜克大学学习工作的中国学生学者组成。

Dzau:你知道吗？我原来在斯坦福执教的时候，那里的华裔教授组成了一个“斯坦福华人学者联合会”，并推举我为第一任会长。(笑)这是很有趣的经历。请开始采访吧！

DCSSA：谢谢！您早年的经历比较传奇。3岁随父母从大陆来到香港。在那里接受了中学教育，然后又随父母去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这些早年的经历给了你什么样的影响？

Dzau：我那时候很小，目睹了父母有勇气背井离乡，而不是安土重迁。我想这种勇气是对我最大的影响。后来，他们又作了一件勇敢的事情——移民到了加拿 大。他们的勇气，他们敢于迁徙，他们愿意放弃已有的东西，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这些都是这个家庭的财富。我们当时一家五口人住在一起，我那时大概3，4岁，全家人就睡在帆布做成的小床上。我们一家人在一个狭窄的小屋子里面住了1年 多。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往事。

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是让我在小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什么是贫穷。不论是在大陆，还是在香港，当时到处都是贫穷、社会地位悬殊、疾病等等。我的祖父死于肺结核。 我的祖母也死于肺结核。事实上我应该说的更清楚一点，在我母亲家族这边，我的祖父有三个妻子。我祖父死于中风，他的第二个妻子也死于中风。在我父亲家族这 边，我的祖父死于肺结核。所以这些疾病给一个幼小的孩子的心灵以巨大的震撼。当然在今天，这些疾病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所有的这些经历让我决定要做一个医 生。我希望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那些病人和穷人。以上两点应该是早年经历的影响。

DCSSA：所以在大学之前，你就已经选择好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Dzau：没错。高中时候已经非常明确了。

DCSSA：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心脏血管的研究作为你的专业领域？

Dzau：首先，当我在哈佛接受专业训练的时候，我的旁边就有一批杰出的心脏病专家，他们是我的人生楷模。近朱者赤，我从他们身上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加之 现在心血管疾病是西方世界的头号杀手。现在这个领域在生理学的机制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先进了。我对于把科学研究和临床医疗相结合越来越感兴趣，所以我就毫 不犹豫的选择了这个领域。

当我进入心脏学之后，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心脏科的主任告诉我：“我收你的一个条件是你必须要做科学研究，因为科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训练。”于是我事实上就在 哈佛医学院作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从此，我就对把做研究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能够从临床中发现问题，然后在科研中去把它解决。这是一个相辅 相成的过程。

DCSSA：你觉得一个好的研究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Dzau：我觉得对于做研究来讲，最重要的一点是有创造力。你必须要能够找出问题，然后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第二点是一个良好的判断力。判断机会在哪 里，哪些是我们没有达到的目标，哪些是你必须优先考虑的。第三，是你必须对做研究要有激情，要投入。你必须一想到实验室，人就变得很兴奋。做研究的目的不 是说能够让你达到什么位置。许多人之所以作研究是因为他们由此可以得到升迁，或者说这么做是可以出名——这些，我认为，都不成为作研究的原因。你必须要有 极强的欲望去明白研究的个中原理，去真的解决这些问题，而这种欲望，应该是发自内心的。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有组织一个团队的能力。当前的科学问题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与别人合作的能力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同时，你还要懂得如何训练年轻人，因为你的实验室中一定有非常聪明的年轻人。(未完待续)

记者：从学校退学之后，你走出了象牙塔，那么是什么促使你又回到了学校？

彼得.阿格雷：我对很多东西感兴趣。我喜欢俄罗斯革命，国际政治、古巴关系，很多课本里面没有的东西。我喜欢阅读一些经典著作，比如《战争与和平》。我有点不负责任，但同时对很多东西特别好奇。并不是学校给我的挑战不够，而是我不够成熟。

我特别喜欢的一件事情是把别人逗乐。即使我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会尝试着把全班逗乐。直到今天，我还在做这件事，我无法抵御那种诱惑。今天早晨我在一个 科学家会议的开幕式上致词。我让每个人都开心的笑了。好，我们回到你的问题。我为什么又回到学校？事实上，我知道自己肯定要上大学，当时的情况是：你或者 在明尼苏达呆着，要不然你就去越南服兵役。所以那是一个非常苦涩的年代，我只能选择留在家里上大学。

记者：你认为在大学里面自己学习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觉得在哪里地方你会做的不一样？

彼得.阿格雷：在上大学之前，我会警告年轻人，如果吊儿郎当的话，后果多么严重。对于我来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认为我会成为一位科学家。我喜欢与人打交 道，我选择作临床医学，就因为如此。有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学习非常认真，我还作了兼职的工作，我做了送花的小男孩。所以我不仅仅只是在图 书馆里面。我还是足球队的两位队长之一，然后我得到了不少医学院的录取通知。我想，很多时候你自己的失败给你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去学习一些东西从而来提 高自己。

但是我想有些东西我可能永远也改不掉。其中之一就是我对于自己喜欢的事情和我必须要做的事情的爱憎。比如说，我必须要参加这个会议，我必须要教这门 课。我认为成功的人一定是在做他们自己认为有趣的事情。很多时候，成功和失败的区别在于，你做了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是做了别人让你一定要做的事。

如果你看一看汤姆斯杰弗逊，也许是最聪明的美国总统之一，他从来不认为作为美国总统是最重要的。他创建了弗吉尼亚大学，同时作为一位农业科学家是他真正的爱好。

我想没有很多杰出的科学家愿意花一些时间来鼓励年轻人。但是我认为这很重要。不要去做这些只是因为你父母亲让你去做，做这些工作因为你热爱它。也不要 因为过程会很难就想到放弃。我现在在努力的提高科学被关注的程度。美国目前有一种很不好的思潮，就是对于科学和智力的一种反感。你能想象在美国——这个世 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里面，一半的国民去年一整年都没有读过一本书吗？20%的美国人现在还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

我想这很严重。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困难。我们需要把科学变得更加有趣。我觉得交流是自己的强项。另外我也比较开朗。在中国就很不一样了，中国还是一个科 技主导的社会，而在美国，很多人对于科学家有偏见。你们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回到未来”吗？那就是很多人对于科学家的印象。

记者：能不能简单谈谈你的诺奖工作。

彼得.阿格雷：我们非常幸运，我们得到了许多来自于同行的好的建议。很多人说阿格雷是个天才，我想说阿格雷只是非常幸运罢了。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运 气。很多人说，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我想稍微改动一下，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同时圆睁你的双眼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眼睛没有睁开，那么有 再多的机会，你也不能抓住。当我是个不好的学生时，注意力不够集中。

记者是很有意思的。他们总是试图神话我，阿格雷博士，诺贝尔奖得主，就像爱因斯坦一样。我总是说“不，不，不！”我对于哈克贝利?费恩更有认同感（马克吐温的小说，描述一个孩子的历险）。我的确是比较有冒险精神。

记者：你对哈克的认同感超过对爱因斯坦的认同感。看起来你的确是很有冒险精神。那么对这句话，我有两种猜测：一是冒险之后，你得到充分放松，从而能够更加高效率地进行研究；二是你的这种冒险和好奇的精神对于你做科学也大有裨益，我说得对吗？

彼得.阿格雷：也许吧。我不是特别确定。我热爱户外运动是因为它促进了我的身体健康，让我更加开心。我想精神状态总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在实验室里面做 出了一个发现，还是在大自然中发现了一只野熊，都是一样的。也许有人说，看到了一只熊不算是发现，但对我来说就是个“第一次”。这就好像我有四个孩子，当 他们取得了成绩之后，我觉得特别自豪，我实验室里面的年轻人取得了突破之后，我也一样为他们高兴。

你刚才提到了实验室，我想对于科学家来说，有三个神圣的目标：第一是你作出了独立的原创性的发现，而不是从别人的工作中；第二是你赢得了同行的尊重， 让他们认为你是一个非常正直的科学家，而不是自大狂，把所有和你竞争的同行都打下马。第三是，你能够训练年轻人，就是训练科学的孩子们。也许最后一点是最 为重要的。在我人生的今天，我觉得非常舒服。我们取得了让同行尊重的成果，同时也训练了一批年轻人。我还有很多时间。

我一直致力于提高大众对于科学的关注，并不只是在杜克，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在中国，我代表了杜克的形象，我同时还参与了人权。上个星期，我参加了美国中国生物学家大会。

记者：2005诺贝尔奖得主来自法国的化学家伊夫?肖万曾经感慨：我在实验室里面默默无闻的工作了30年，一旦得奖之后，所有的记者都来了，我的生活被改变了。我的问题是：你觉得拿到诺贝尔奖改变了你的生活吗？

彼得.阿格雷：我们家的狗不像以前那么亲近我了（笑）。生活的确发生了变化。我想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人们对我的期望值一下子被拔得很高，高过我能够 承受的范围。人们认为我及其聪明，认为我能够组织管理好很多事情，而我自己呢，我仍然或多或少地在承受着自己习惯的折磨。

我想期望值的变化让很多事情变得很棘手。我离开霍普金斯大学的原因之一，虽然我仍旧深爱着这所大学，就是因为我需要一些支持和帮助。我需要有人帮助我 安排日程。看看我的日历安排得有多么满吧！有种很简单的做法，那就是以“我太忙了”为借口，来推掉很多活动。但是我觉得与年轻人会面交流是极其重要的事 情，为他们提供一些建议可以帮助他们少走弯路。

当我是一个年轻的科研人员的时候，我能够与一些重要的科学人物见面，这对我的成长非常有影响。当我给詹姆士沃顿（20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DNA双 螺旋结构的发现者）写信，要求一张有他签名的照片，他立刻就回信了！手写的签名，照片就是他写的教科书封底的那张。但不是每个科学家都会这么做。有的人就 会回到实验室，和其他人说“不要打搅我”！03年和我一起拿诺贝尔奖的Rob，就是一个非常害羞的家伙。我们两个人当时一起接受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采访。通 常他不接受任何采访，也不喜欢旅行。我很尊重他，但我自己是很活跃的人。

记者：让我们谈谈科学和科学家吧。爱因斯坦的私人信件不久前被公布，从他的信件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他提出相对论之前的那段时间里，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因为另外一位数学家也在争分夺秒的与他竞争。我想你也有同样的经历。在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你的自传中，我读到：你的小组作出那个重大发现之后，其他几个小组 立刻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相同的实验中来，期望在你之前发表成果。那么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科学竞赛的？

彼得.阿格雷：我总是要力求把结果做到万无一失。在发表方面，我总是慢慢来。我们研究小组的成果都是高质量的，但是我们从来不急躁。我们有的时候有意 识放缓脚步，这样可以确保我们做的东西有更多的控制权。我们同时还非常诚实，有很高的职业操守。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知道有另外一个研究组，当他们听说我们 的发现之后，立刻把全组的力量投入到相同的实验中来。我对这种行为非常震惊。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进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赢得同行尊重的 原因。

当我们的论文提交之后，杂志社很快就接受并发表了。对于发现权的归属问题一点也没有争论。现在想想有点后怕，因为事情可能是向另一个方向发展的，我敢打赌如果其他小组抢在我们前面发表的话，我会非常沮丧。

对于年轻人来说，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研究很重要是非常必要的，年轻人做出来的成果不能够被随便剥夺，那样的话，对他们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记者：１９８９年诺贝尔奖得主麦克．柏晓普曾经写过一本书，名字叫做“如何赢得诺贝尔奖”。在你的眼中，如何赢得诺贝尔奖？你觉得运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扮演着它的角色？

彼得.阿格雷：我觉得运气占主要成分。（笑）没有什么约定俗成的公式。你要知道他的那本书其实更像一个笑话。那不是一本指导性的书，更像是回顾他的科学生涯。麦克口才很棒，我想那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影响力。

回到你的问题上来，我觉得除了运气之外，好奇心占了主导地位。你要知道，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实验都作一遍。如果你像竞赛一样，把

记者：亚洲国家的科学创新往往不如美国，一种解释是与文化有关。在亚洲，年轻人通常比较崇拜权威。而美国的年轻人不受这些束缚，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彼得.阿格雷：我觉得挑战权威是有益于学术的事情，但是同样我也觉得维持秩序的重要。拿我自己来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走极端。所以这种挑战应该是正 面的，积极的，而不是消极起相反作用的。年轻的科学家挑战权威时，应该基于事实，而不是盲目的自大。你要知道，整个科学界都是基于对事实的观测。很多时 候，你的创造力很难被量化。有的人点子很多，其中一小部分是对的，然后人们就会说他智力超群，事实上那是幸运。

记者：你今年夏天到中国之行是你的第一次吗？

彼得.阿格雷：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我第一次到亚洲是1970年。我当时在香港和台湾旅行，大陆还处于封闭状态。我隔海相望，心里想，如果 能去这个古老的国度看看该多好啊！大门打开之后，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邀请。但是在过去的五年之内，我开始陆续收到邀请函，但是时间总是不凑巧。所以这次 去中国，算是了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也是还债吧。（笑）

记者：你觉得目前中国的科学发展怎么样？

彼得.阿格雷：我觉得非常激动人心。中国重视科技是我非常希望看到的一点。当我发表演讲之后，好多年轻人来和我要签名，争先恐后的和我合影，并感谢我 的演讲。这让我充满成就感。你要知道，一个国家最大的财富就是它的年轻人，我现在担心美国的年轻人对于科学不是那么感兴趣。经济总是基于创新之上的——微 软，半导体，先进的医药——这些都需要人们有理工科背景。所以我认为年轻人对于科学的激情是无价之宝，它必然会提升中国在未来的竞争能力。

记者：那么你能够给中国的年轻人在选择导师方面提一些建议吗？

彼得.阿格雷：我想，职业生涯的前十五年是科学家们经历最旺盛，也最多产的时期。所以一个年轻人不应该找我这样的导师，而应该去更加年轻的教授的实验室。所以这也是日本科研制度的缺陷——只有一个大老板。

当中国的年轻人和我联系的时候，我总是告诉他们，我愿意帮助他们找到更加前沿的实验组，我自己的实验室在十年前非常令人激动，现在我们仍然在做一些重 要工作，但是训练年轻人的话，我们实验室显然已经不是最好的去处了。我想如果把所有的年轻人都放你的名下，这是一种很自私的做法。如果我的实验室有200 人，那么这对杜克大学没有任何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