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杜克大学法学院与中国的联系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源远流长。37年的毕业生、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打开了尘封20年之久的中美大门。82年，法学院招收了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85年，杜克大学法学院在中国正式建立了联系。在随后的20年中，杜克法学院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法律人才。杜克法学院还和清华大学法学院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去年，法学院举行了“在中国20年”庆祝活动。我们的网站在这里组织了几篇文章，以飨读者。

Paul Carrington,1978年到1988年之间的杜克法学院院长，见证了Duke法学院与中国的联系的开始。（编译：陈丽星）

我1978年从密歇根州来到杜克大学担任法学院院长的职务。当时我一心想的是为促进美国的法律教育效力。倒没有考虑过杜克法学院的国际化，更没有想过会在中国的法律教育中扮演角色。

好像是在1980年12月,我收到了石西民的一封令人印象深刻的来信,他当时在中国.收到中国的来信令人十分惊讶。1960年以后出生的人如今难以想象中国当时的与外界的隔离程度,尤其与美国是没什么联系的。西民想到美国来学习法律.他信上的英文如此之好,我断定有美国人帮他写信,他承认是得到了一个威斯理学院的毕业生的帮助。他说他在对外经济和贸易部工作,刚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毕业。他也描述了他作为一个空军将军(直升飞机飞行员)的儿子的生活.他在文革期间曾入狱两次，一次是因为他父亲，一次因为他自己。他和一位在西藏担任军事任务的女人结了婚。这一切都很有趣，但真正吸引我的是他声称他把William Faulkner（译者注：威廉・福克纳，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两本小说翻译成了汉语,其中有一本是我从来就没有读懂过的”Absalom, Absalom”（译者注：《押沙龙，押沙龙！》是福克纳最重要，也是最复杂、深奥，最具史诗风格的一部作品。它讲述的是美国南方一个家庭从1860年到1910年左右所经历的激烈的分崩离析的故事，深刻地表现了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的种种冲突，触及与人类境遇有关的诸多带普遍性的问题）。我很期待见到象他这样的一个人。

直到1982年早春西民才来到了达勒姆。他要走出中国来并不容易。先由美国国务院来处理,接着由中国相应的部门处理。我们的校友,前总统尼克松的一个电话,引起了中国官方的注意，我们的另一个校友，泛美航空公司(当时最大的国际航空公司)的律师Al Philipp ’50，为西民提供了一张从北京到纽约的免费机票。法学院给他买了到北卡的机票。因为我们有一笔小的基金，是由尼克松总统的同学们捐助的，我指派西民为“尼克松学者”，从那笔基金的收入里拨出一点做为他在这里求学的费用。

因为西民以前没有学过法律，一切得从头开始，他将学习3年的法学博士项目，第一年会比较轻松。我有权决定减免学费的事。根据当时国际交换学生的情况,中国工人一年的工资只有相当于大约200美元。中国学生自己交学费是不太可能的。比较困难的是解决他的生活费用问题。我安排西民住进我儿子拥有的公寓房内。他个性坚强,是个学美国法律的料子。他在1983年夏天在纽约的Mudge Rose Guthrie Alexander & Ferdon 找了一份工作(George Christie教授给了他一些帮助),60年代尼克松总统曾在这家公司实习过。

从一开始，西民就尽力想把其他的中国学生介绍到美国来。他极力推荐的是他的朋友高西庆,是他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同学。不知何故,西庆曾在洛杉矶的Graham & James 担任律师助理。他最引人注意的事是他父亲参加过1933年的长征，当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躲避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他的英语非常好，而且他是相当爱国的人，这一点也令我对他印象深刻。我接受了他，作为我的第二个来自中国的学生，但我还在疑虑怎么解决他的费用问题。

就在那个夏天，西民被吸收为中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的一员，去研究纽约的法律公司，以备大使馆咨询。中国大使馆非常需要帮助，然而外汇兑换率使得他们无法得到他们需要的帮助－－法律服务太昂贵，根本负担不起。

中国大使馆处理这件事的办法就是坚持让美国国务院解决这件事。这样的结果是导致这个困难继续拖延下去。西民代表大使馆和纽约的很多律师谈过，还向大使馆推荐过其他三个人，为此他们感到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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